又是一年揭榜时。
8日，《人民日报》整版公布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等权威排名。
不出意外，江苏又是最大赢家。
百强县市，江苏独占24席，接近四分之一，尤其包揽前4席，10强占6席，20强占8席，实力爆表，“令人发指”。
其中苏州所有县级市（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全部杀入10强，尤其昆山市连续15年名列榜首，不愧站在鄙视链顶端的“苏南大哥”。
贵为中国第一强县，昆山强到什么程度呢？
2018年昆山GDP 3832亿，作为一个县级市，超过宁夏、青海、西藏三个省级单位，在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中可以排到62位，力压贵阳、兰州、呼和浩特等省会城市，人均GDP远超上海，简直是残忍！
作为第二梯队的浙江和山东分别仅占15和13席，加上江苏，三个省占了百强县的半壁江山。
从古至今，“江浙”一直是中国东南沿海富庶之地的代名词。两省的你赶我超从未停止脚步，无论官方，还是坊间，二者之间，孰为王者，孰为“老二”的争辩也不曾消停过。
赶超，放缓，反超，回落，弹起。两地交叉上演着商战悬疑片，风云跌宕，诡谲多变。
尤其是在不以GDP论英雄的当下，江苏国民生产总值高于浙江，但就是不如浙江富裕（特指省内拥有高资产人口的数量）。
原因何在？诡秘在哪？我们今天就来捋捋两省“强哥”之争的“前世今生”。
由于地理相连、人文习俗相近（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江和江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地缘、人缘纽带和密切的经济往来。“温台模式”和“苏南模式”一度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代表。
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经济发展模式与江苏并无二致：杭嘉湖经济发展模式与苏锡常经济发展模式雷同，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特色，温州经济发展模式与苏北“耿车模式”雷同，以家庭作坊见长。
但到了90年代初，江苏与浙江经济发展之路出现了分歧：温州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到整个浙江，苏南经济发展模式推广到整个江苏，包括苏北。结果到了1999年，浙江农村经济全面超过江苏。
而浙江各级政府的“无为而治”，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顺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且战略上把握了新的制高点。
例如，浙西南是浙江丘陵、山地分布区，历史上经济落后，发展经济的条件也远不如浙北和苏南，但政府通过培育义乌小商品市场，由市场造就具有竞争优势产业。
结果是：义乌在1996年就成为了浙江人均GDP最高的县市。而其他城市，如温州、绍兴等，也通过培育专业市场，进而培育竞争优势产业，使得浙江经济获得了全面发展。 但是浙江的发展势头未能如愿保持，2004年之后，浙江锋芒受挫，而江苏则在出现短暂回落和盘整之后，又拉出了一条“阳线”。
上海说，不管你俩愿不愿意，同处长三角的浙江与江苏，其实最具可比性。
事实的确也如此。
地理位置相近，经济都很活跃，文化观念趋同，外部资源相对整齐，但改革开放以来两省倚重的经济模式却有所区别。
一个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南模式，一个是以民营经济最为抢眼的温州模式。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也应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寻找经济发展规律中的异同了。
公允地说，虽然江苏以2017年GDP增速降到7.2%的大跌眼镜的程度，但GDP占全国10%、高达8.59万亿的成绩报告单，依然是浙江望其项背的。
但很多数据，不同的算法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比如人均可支配收入，账面上，浙江看上去确实很美、很牛，但是不是老百姓的口袋里真就是全国第一，这是需要另行推敲的。
但浙江世界级、中国级的富豪远远超过江苏，最终得出的人均可支配值，高资产拥有数量肯定比江苏高出一大截。
所以，浙江不能光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字上，简单地得出“藏富于民”的结论和优势。
在2019年第一季度，浙江省的经济增速则达到了8%，这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中可谓是十分亮眼的数据了，那么浙江为什么能在最近两年完成了经济增速的逆袭呢？
过去浙江的经济一直以民营企业为主，以小商品和金融投资为世人称道，规模以上的企业发展一直都是浙江的短板。
虽然小微企业船小好调头，经营更加灵活，但是在经济增长进入转型期的深水区以后，依靠小规模的民营资本很难完成对技术和经营模式的升级和再创造，历史上能够引领时代变革的企业往往是哪些对技术研发领域投入巨资的行业龙头，小微企业受限于经营成本和规模限制，很难在技术革新方面获取优势。
所以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浙江的经济增长在东部沿海并不突出，换句话说，同在长三角地区的江苏压根没把浙江放在眼里。 但近来，随着浙江省对省内龙头企业的扶持和帮助，在互联网领域和电子设备方面均诞生出了行业龙头级的巨无霸企业，而在领军企业的带领下，整个浙江省内的相关配套企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浙江的高颜值，往往让人忽略她在内涵上的努力。
事实上，浙江也力争在挣脱外界对其“花瓶”、“网红”的评价。
过去的两年里，浙江对于工业企业的环保标准执行了相当严格的监管，曾经的浙江由于小微企业众多，一些小型制造企业的生产方式依然类似于小作坊式的存在，不仅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而且耗能高，污染大，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 这些企业在与省外的一些大企业进行竞争的时候，往往采用低价倾销战术，一味压低成本，不重视环境保护和技术升级，这不仅对于本地环境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且不利于环保达标企业的生存，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反向淘汰的趋势。 随着环保监管的不断收紧，一些不达标的民营小作坊逐渐关停，虽然造成了一段时间的经济阵痛，但是在客观上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树立了正确的经营模式。
自2017年以来，浙江省内的工业企业利润大幅上涨，生态环境持续得到修复，配合省内丰富的旅游资源，浙江省内的民营资本在监管下一步步走上了技术升级的正轨。
浙江境内，超级活跃的民间资本为人艳羡，有着传奇的浙江商帮，又或者是丰富的小商品贸易，发达的影视娱乐中心（横店影视城）。
但其实，中国贸易量最大的港口就在浙江的，估计可能并不多，不同于江苏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淤泥滩涂，浙江宁波是长三角地区少有的天然深水良港。
截止2018年，浙江的宁波——舟山港已经连续5年时间保持中国第一大港的名号了。
浙江人向海而生的生活态度在宁波港上得到了最大的体现，但过去几年因为世界整体航运业的萧条，宁波港的壮大却并没有为浙江带来足够的利润。 而近来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回升，航运指数由低谷时向上翻了三倍不止，浙江的航运业又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下游的造船业也能回血不少。 总之，浙江能时隔多年重回东部地区GDP增速第一的位置，首先是补齐了自身经济的短板，树立了行业龙头和监管标准，再加上世界航运贸易持续回升，作为东部海运大省的浙江也是水涨船高。 40年来，浙江经济始终在转型，转到今天，新经济领跑全国。浙江有太多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所以把浙江比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比作弄潮儿，还是很恰当的。 正是因为在自然资源上，浙江与江苏没有可比性，今天拿江浙两省的经济数据作比较，反而更有意义。
在这样的对比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浙江经济发展之不易，成绩取得之珍贵，同时可以在江苏领先的数据当中，看到浙江的短板与不足。 如此，才能在“锱铢必较”中，找准目标与方向，找到超越的发展路径。
在江浙经济发展的比较上，浙江民间，现在有一种鸵鸟心态，一旦数据不如人意，便以“没有可比性”说事。真要顶真起来，又表现出各种不服。 连续22年居全国第四位，是成绩，反过来也是不足。江苏就像个压跑者，始终跑在浙江的前面。 这在经济发展已经早就不倚重耕地资源的时代而言，是值得归纳总结的。 因此，今天的浙江迫切需要生产总值的大幅增速，以缩短与江苏的距离。
这，既是一口气的差距问题，也是科学发展的路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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