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武汉
武汉的历史进入近代，故事要从张之洞讲起。
武昌有条“张之洞路”，这条路位于紫阳湖北边，原来由多条路段组成，1936年道路改造时即命名为“张之洞路”，以纪念他的督鄂之功。“文革”爆发，各地兴改名之风，这里更名为“紫阳路”。40多年后的武昌首义百年纪念前夕，恢复旧名，张之洞仿佛又从这条路上走来。
1889年11月25日，翎戴官服的张之洞在武昌汉阳门码头登岸，他和季节一样时当人生之秋，已经52岁了。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湖广会城武昌，上一次还是李鸿章任湖广总督时候，他在武昌水陆街学政衙门视事，任内4年娶妻生子，也算把武汉当作第二故乡。历练19年后重来，从两广总督到湖广总督，一番谋政方略在张之洞胸中已然成熟。
前度刘郎今重来，“缔造先从江汉起”。武汉因一位大人物的来临而躁动、而改变、而崛起。张之洞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武汉的百年之幸。因为这位有着远思近虑且雷厉风行的清官、勤官、能官，武汉开一代风气，造就成一代名城。
“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武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前沿城市”，是张之洞督鄂时期推行“新政”的最大受益者，领全国风气之先之处不胜枚举，它充满活力，热火朝天，迅猛发展。借用另一位姓张的——张难先语：“适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倡新政，改革教育，设汉阳铁厂及武昌纱麻四局，烟突十丈，矗立云霄，规模之宏，气象之伟，令人耳目一新。识时之士，入书院，考学堂，济济跄跄，如百川之朝宗。（《湖北革命之动因》）”武汉的地位第一次在全国显得举足轻重。
“左岸是钢铁，右岸是纺织。”我曾经这样来概括武汉的近代工业布局。
如果你来到武昌徐家棚江边，可以寻找到一处遗迹。远处是雄伟的长江二桥，眼前是锈蚀斑驳的钢轨及残存的轮渡设施。这里是原粤汉铁路终点，半个世纪前长江大桥未通车时这里还是热闹的所在，与对岸的京汉铁路江岸车站相对，为南北大动脉的接榫处。世事沧桑，而今荒草掩没之处，正是中国近代工业交通之见证——偌大武汉三镇，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早的近代工业遗迹了。
江风习习，江水滚滚。百年风云，宛在眼前。
张之洞是因为督办卢汉铁路而调任湖广总督的，铁路需要钢铁，就要办钢铁厂。上任伊始，张之洞就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蔡锡勇为总办，厂址选定汉阳龟山北麓江边。据说这也便于张之洞在武昌湖广总督署看到那边的烟囱冒烟，了解生产的情况。
汉阳铁厂建设三年，于1894年6月投产。1898年卢汉铁路建成通车，全长1214公里，其中有1000公里的铁轨即由汉阳铁厂制造；还有1901年建成的粤汉铁路以及津浦线等8条铁路所铺的钢轨，都是汉阳铁厂提供的。在此基础上兴建的湖北枪炮厂，所生产的“汉阳造”步枪，一直装备中国军队半个多世纪。至今躺卧在徐家棚江边的铁轨是否“汉阳造”尚有待考证。可以肯定的是：汉阳铁厂的建成及“汉冶萍”公司的随之形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使用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大冶之铁，既为世界不同多觏之产，而萍矿又可与地球上著名煤矿等量齐观，是汉冶萍不独为中国大观，实世界之巨擘也。”有“东亚雄厂”之称，被认为是中国觉醒的象征。
汉口
以纱布之利，协济铁厂，用炼成之钢铁供造铁轨、船舶、枪炮，以轻养重，官为民倡，奖励实业，挽回利权——这就是张之洞的设想。在其督鄂及暂署两江总督近20年间，武汉还在武昌文昌门、望山门外江边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等。武汉官办工业约占全国的17％，兴建工厂的数量、规模与速度均居全国城市的前列。冶炼、造纸等工业居全国之首，纺织工业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城市供用电也一直处于全国城市中较高水平。左岸是汉阳钢厂，右岸是麻纺四局，一左一右，隔江而峙，刚柔相济，遥相呼应，构成武汉近代工业的壮丽景观。当时的武汉，汉口被称为“东方芝加哥”，汉阳和武昌也分别有对应的称谓“东方匹兹堡”和“东方曼彻斯特”。
“人言为官乐，哪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这是张之洞离任湖北学政时的自嘲。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热衷于近代文教事业，大量培养人才并派遣留学生。在武昌都司湖创办两湖书院，当时是全国少有的高水准学校，被誉为清末四大名校之一，杨守敬、姚晋圻、汪康年、华衡芳、沈勇植等一代名流都在此任教。黄兴、唐才常、谭嗣同、杨锐等仁人志士都是两湖书院学生。另外，张之洞在蛇山下阅马厂东厂口四川会馆始办农务学堂，后又办工艺学堂、方言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还有铁政局附近的自强学堂（后改为文普通学堂），以及遍布武昌城内东南西北中五路高等小学堂等等，武昌蔚成文教区。在辛亥革命前夕，武汉三镇共有官立各级各类学校128所。规模之大，门类之全，为国内少有。如端方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同时，张之洞还大力提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以培养洋务新政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如《学堂歌》所唱：“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数不广；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据估计，清末湖北留学生共计五千余人，名列各省前茅。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源源涌现，在辛亥革命和以后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启蒙者和先锋战士的作用。
1905年1月3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城内右旗营进行操练表演；下午又分两军在城外西南巡司河、梅家山一带进行野外军事演习。是日大雪纷飞，寒风凛冽，一方为攻军，踏雪转战30多里；一方为守军，冒着严寒筑掩堡、造肩墙，固守阵地。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当场发表演说，对湖北新军给予高度评价：“此诚鄙人出都以来见所未见。湖北军政，可谓天下第一。”
张之洞虽为文人，却比较知兵，在越南镇南关中法战争中展示过他的文蹈武略。1895年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就开练自强军，回到武昌后继续编练湖北新军，“均参照德、日两国最新军制。”不同于旧式武装。废戈矛土枪，仿欧日编制，淘汰老弱和兵痞，由知识学生担任指挥官，士兵文化水准较高。他还大办军事学堂培养人才，如武昌黄土坡的武备学堂、大都司巷的将弁学堂、武高等学堂、武昌南湖的陆军第三中学、武昌右旗以东的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等。在全国军队中，除了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新军实力较强、成军略早外，湖北新军在当时颇有名望。不同的是，袁世凯的新军创建之初由户部下拨“皇粮”，而湖北新军自始至终吃的是“地方财政”，可见张之洞所创湖北新军之不易。袁世凯及其“北洋三杰”把军队当作自己扩充势力的政治资本，在军队形成“兵为将有”的观念，因此北洋新军素来“只知道有袁宫保，而不知道有大清朝”。而张之洞始终认为军队应该是维护社会太平的天下之公器，不应成为某个个人的私家势力。这也导致湖北新军内部没有那么浓厚的“军阀”习气，也不存在人身依附的权威首领，容易为革命党人争取势力。湖北新军各标营大多驻扎在武昌城内及城郊，易于接受现代都会新的文化信息，加之主管者张之洞等相对开明，使得这支军队成为清朝军队的最大革命异数，终至发动武昌首义。辜鸿铭说过，“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孙中山在武汉时说，“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革命家。”
张之洞坐镇武昌，对武汉的市政建设殚精竭虑，所做的工程不胜枚举。至今犹在发挥功能的武昌武金堤、武青堤和汉口张公堤都是他的重要建树。张之洞深知“湖北素有‘泽国’之称，依堤为命者，数十县也”。作为“父母官”，他履任第一年就开始修复武昌白沙洲到金口的60里长堤和武昌武胜门外新河至青山的30里长堤。堤高一丈至一丈七，堤面宽一丈，固若金汤，涸出大量良田。百年沧桑，两道堤防仍是交通要道，张之洞题名的武金堤“武泰闸”和黎元洪题名的武青堤 “武丰闸”均能找到踪影。那条张公堤，位于汉口城北，横亘东西，是继明代袁公堤之后的一条新堤。原来，1864年汉阳知府钟谦钧主持修建汉口城堡并形成护城河以后，城内袁公堤失去防水功能逐渐成为著名的长堤街。时间一长，汉口发展很快，城区面积越显局促。为进一步解除后湖水患、扩大市区，1904年张之洞决定修建新的长堤。
张之洞
事必亲躬的张之洞站在后湖的高台上，戴着望远镜扬手指指点点，上到哪里，下到哪里，划出了30多里长堤的基本轮廓，其中包括从牛湖广佛寺即堤角过岱家山、姑嫂树到禁口的长堤，以及禁口经长丰垸旧堤到皇经堂的横堤，堤高以铁路路基为标准，堤面宽两三丈，用上了拆除汉口城堡的砖石。张公堤两年多后建成，筑起了一道水上长城。上起舵落口，下至丹水池，形成半月形空地，涸出后湖土地上十万亩，为汉口市区的扩展提供了空间。人们称此堤为张公堤，以纪念张之洞，其实还应包括工程负责人张南溪和率军筑堤的统制张彪才是。当然，百年一遇的水患谁也没有办法，1931年汉口成为汪洋大海，张公堤上的张公祠也冲没了。水落堤出，张公堤不仅防汛，还是一道路堤，亦是一道军事屏障，抗战时堤上筑有碉堡群，可惜近来全被拆除。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清史稿》）张之洞离开湖北两年后即去世，成为清王朝最后一位殉情者。其身后毁誉交加，但誉多于毁。弟子张春霆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说：“张之洞官鄂最久，公视鄂事如家事，昕夕经营，思为鄂省公私谋永久之利。苟有利于地方者，不恤竭全力以争之。”近年史学界对他的好评较多。台湾学者苏云峰认为，张之洞对湖北武汉的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冯天瑜先生认为，他的作用的确不可低估，奠定了武汉近代化的基础；章开沅先生认为，张之洞在近代湖北政坛上是一位很有作为、最具政绩的地方大员。他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作出的贡献，今天仍值得我们缅怀和深思。
2010年12月18日我在台北见到张之洞五世孙张法鹤先生，如见其先祖风度。他给我的留言是：“人与人之间因缘而聚，无缘而散。聚时尽其在我，散时尽其在人。彼此若有缘，必会再相聚。”张之洞与湖北武汉的聚散何尝不是历史的缘份。湖北武汉民众对张之洞一直是怀有尊敬的。他离任赴京后，其部属门生在黄鹤楼原址上建起风度楼以纪念，此楼被张之洞改为奥略楼，在老百姓心目中仍是黄鹤楼；还在蛇山中部的原新军训练指挥所建抱冰堂，供奉张之洞像。汉冶萍公司发愿为其造像，并在晴川阁购地，后因故未遂其石像搁置汉阳兵工厂中，抗战期间安置在汉口特别市政府门前，后又由其子张仁蠡移到湖北街三角空地“蠡园”。武汉三镇过去多有张公祠，汉口中山公园有张公亭，后湖一带百姓家中多供奉张之洞灵牌，土改后才消失。2006年建成的汉阳大禹神话园，里面有“镇江柱”故事，说的是被大禹镇压江底的水怪巫支祁头上的石镯被渔夫打捞起来，张之洞发现后嘱咐渔夫来到龟山洞内，将石镯套回巫支祁头上，并立柱镇江以绝后患。这个传说把几千年前的大禹与张之洞联系在一起，表明江城水文化的延续和对治水先贤的追怀。最近，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由万科集团延请著名建筑设计艺术家美国人丹尼尔·里布斯金德设计新的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将把这座城市对张之洞的纪念推向极致。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张之洞所撰的联语充满了对他治下江汉大地形势的乐观，也不乏自信。张之洞称为武汉“城市之父”当名至实归。在他大展宏图的武汉恢复“张之洞路”路名，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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