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抢落户,劝生娃,打光棍,1997年以后出生的购房者,到底有多难?
最近几天,地产圈不少人都在关注一件事,安信首席高善文的演讲。
一年一度的策略会,之所以吸人眼球,既与他头衔等身、言辞犀利有关,也跟现在房地产市场的焦虑情绪有关系。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高善文说去库存已经完成,需求一旦恢复,今年二季度,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就会创出新高。
事实证明,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因为他低估调控的“韧劲”。
3-6月份,楼市确实如期出现了“小阳春”,房贷利率四连降,热点城市限价盘“万人摇”是常事,房企融资规模重回千亿,地王又开始大量“批发”。
下半年,调控风向突变,各地房地产政策发布频率单月突破50次,房贷利率重回上升通道,银保监会三令五申限制房企融资,新房、二手房跌势绵绵。
今年高的观点,我没有细看,只留意到了一项数据。
“我们测量在现代经济部门就业的人口占全部非农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这一数据显示,我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毫不逊色。”
”如果这一指标是合理的,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或将结束,这将给房地产等多相关产业带来一定的压力。”
结论是:“房地产市场将进入存量时代”。
坦白说,这个结论虽然有点“老生常谈”,但逻辑却值得深思。
为什么我们的城镇化存在“低估”?
我觉得,是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越来越多的缘故,也就是所谓的“人户分离”。
在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57%,户籍城镇化率为35.29%,二者相差17.28个百分点。
在201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4.77%,户籍为37.1%,差距拉大到了17.67个百分点。
即便按照惯例的统计,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实际上,非农就业人口依然可能存在低估。
比如,现在有多少人还在老家种地?城里送快递、送外卖、工厂流水线的就业者有多少没有统计进去?大量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在了城市,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当然也应该算在城镇化率的范围内。
因此,我们不妨把未来10年的房地产,称之为“后城镇化”时代。
几个典型特点是:僧多粥少,狼多肉少,房多人少,“供给”多而“需求”少,“施工”多而“竣工”少。
宏观趋势,影响的不光是行业兴衰,也改变了一代人的际遇。
截止目前,我们共经历了两波“婴儿潮”,第一波在1962-1973年,平均每年新出生2700万婴儿;第二波在1982-1992年。
有点尴尬的是,进入90年代以后,第三波“婴儿潮”并没有出现,性别比的失衡却日益明显。
正常情况下,新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是在1.02-1.07之间。
但是,1997年之后,10多年时间里,性别比一直维持在1.2附近的高位,男多女少。
直到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新出生人口性别比才迅速回落至合理区间,最近几年,女孩甚至还有增多的迹象。
然而,对于1997-2017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这20年的时间,他们的父辈持续负债购房,涌入到了城市,他们自己在走向工作岗位、迈入婚期之后,面临的窘境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觉得,1997-2017年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口,未来或许会遇到四个难关:抢落户,劝生娃,打光棍,高负债。
各个城市对年轻人口的争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以几个典型城市为例,西安放宽高校毕业生落户政策后,2017年新落户24万人,同比增长330%,2018年直接抢中专生,一个季度就流入了近25万人。
成都市从2017年7月发布人才新政后,至2018年5月中旬累计落户已超过18.7万人。
武汉2017年新落户大学毕业生14.2万人,是前一年的6倍。
天津去年5月份发布人才新政,1天之内,就有30万人申请。
到了今年,自从新型城镇化任务对城市放开落户做出规定,几乎每个省市都开始抢人落户。
他们抢的是谁?找的又是谁?
当然1997年之后出生的人,他们刚刚毕业,刚好走出校门,迈入工作窗口,在哪里定居,就意味着一个家族的开枝散叶,意味着这个城市又增添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细胞。
但是,谁又考虑过年轻人的感受呢?
去年看过一个吐槽,老家湖北的211博士,本来想留在武汉,却发现很多楼盘在开盘前就已经被认筹、茶水费等各种方式消化了七七八八,剩下的少数房子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去排队买,更让让他绝望的是,交了不下50次资料,发动几十个同学帮抢都没抢到。
最终,他选择了北上广。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也是抢落户的尴尬之处,真正能带给年轻人吸引力的,不是口号和文件,而是居者有其屋。
还有生娃的问题。
北大教授苏剑在10月20日举办的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称,我国的人口峰值可能出现在2017年,大概是12.813亿,峰值劳动力人口出现在2013年,大概是8.557亿,去年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是一张“明牌”,谁都知道迟早会出现,但生育率的走低,却让所有人束手无策。
人口专家梁建章和黄文政认为,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15、2016、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1.24、1.58。
去掉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更进一步说,专家认为,2018年1.46的总和生育率中,还有约1/4可归因于“二孩堆积”,去掉该因素,自然生育率仅1.1。
今年的数据还没出,估计好不了多少,按母婴行业观察之前提供的数据,截止11月17日,也只有1000多万新生儿,下降的可能更快。
因此,这一代年轻人,似乎又要扛起为房地产“生娃”的重任。
专家的号召,父母的催促,老板同事的劝说,大龄青年身份所带来的异样眼光,二胎乃至未来三胎、四胎的放开,对1997年后出生的购房者来说,有用吗?
至少我觉得没用,只要他们不想生,一万个理由都没用。
“打光棍”的现象也可能会蔓延。
上文说了,这一代人性别比失衡异常突出,不管自愿或被迫,大龄未婚男性增多将是常态。
中泰宏观梁中华之前做过统计,农村地区的剩男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加上城市里的不婚族,实际光棍数量远远不止4000万。
随着1997年后出生的人口逐步进入婚期,这种现象会更普遍。
按一般逻辑,男多女少对房地产市场来说是好事,女方要求在城市里有房有车,必然会驱使大量未婚男性为买房而奋斗,不管是丈母娘催着买房,还是媳妇要求买房,这对楼市似乎是利好。
但是,凡事须有度,当打光棍的群体越来越多,房价高到一定程度,大量的低收入年轻人会越过越“佛系”,结不起婚,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反正就算努力也达不到女方要求的条件。
经济学家李迅雷之前统计过,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5亿人没有用过抽水马桶,王兴甚至说,中国本科率还不到4%。
对这些既无学历,又没有财力的年轻一代来说,在楼市中,连“首套房刚需”都算不上。
买不起,总能躲得起吧?爱谁谁,房子不买了。
当然,还有绕不过去的“高负债”。
即便越过了前面三道难关,顺利落户,如愿以偿拿到了“房票”,找到了对象,两口子愿意生娃,买房的终极难度才刚刚出现:你准备付出多少杠杆?
在2019年一季度,居民杠杆上升了1.1个百分点,从53.2%升至54.3%。2008-2018年,这10年间共上升35.3个百分点,年均增幅达3.5个百分点。
在房价最高的长珠两三角,居民杠杆率已经逼近70%,浙江排名第一,高达76%,上海位居第二,杠杆率高达68%,广东成为第三,达到了64%。
大城市买不起,县城老家总行吧?
对不起,一样很难,截止2018年底,10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13382元每平,同比增长达8%,如果剔除一线、二线城市的数据,三线及以下城市均价高达10885元每平。
1997年之后出生的购房者,想买房,当然要靠父母。
问题是,70后、80后的父母们,房贷还没还清,为儿女置业的这口“大锅”,恐怕接不住。
说了这么多,简单总结成一句话,也是我总是在重复的一个观点:如果连“六个钱包”都难以承担首付,楼市确实到了该“歇歇脚”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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