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之后，武汉变成一座围城，也变成一座“空城”。面对持续蔓延的新冠疫情，谨慎的市民选择坚壁清野、侧身斗室。除非购买生活必须的物资，大部分人罕有出门。从最初疫情爆发、城市锁闭带来的恐慌，到如今逐渐（有时几乎强迫性地）适应禁足、回归日常，他们表现出难得的理智、静定与坚韧。虽然，拐点尚未到来，无声的死亡每天在切近发生。虽然，每天只能隔着窗户，看一角寂寥的天空和久违的暖热冬阳。
在市民当中，作家、诗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最能自律地接受宅家生活，同时又最忧心忡忡、敏感多思，面对时代的风暴“如同风中的旗帜”。在“封城记”系列里，南都记者连线多位留守武汉城内的写作者，请他们讲述身处灾难中心，一个正直的灵魂所经受的历练。
口述/佳燕 （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副主编）
今年我特别有压力。我是重庆人，我父母本身是在重庆的，正好今年春节到我家来了。别人都是逃离武汉，他们正好赶到这边来。谁知道会碰上这个事情呢？
老人买菜吃饭是个大问题
这几天情况肯定是好转了，跟国家的重视有关。政策和具体的措施在健全，有的是抄作业，还抄得很晚，但慢慢地到位了。武汉市民都还比较自觉，几乎都在屋里宅着，有什么情况会赶紧救助。因为落到自己身上，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
现在的要求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不漏一人”。有收治危重病人的定点医院，有方舱医院是收轻症的，有党校、酒店、宾馆，包括武汉市属高校都被征用了，用于疑似病人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很多的机关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和志愿者都下沉到社区，去帮忙做好排查工作。排查这个事情也很费人力，但至少让有病或者有疑似症状的人可以更好地得到隔离和救助。
2月9日，武汉市某街道志愿者在对街区进行排查。新华社供图
由于湖北省作协分配到对口的一个中南小区，发动起所有党员来做志愿者。我们也没到人家小区里去，领导和专门负责的人先去了解了情况，把信息拿过来以后，每个党员志愿者分配几户人家进行联系。我分配到的有六户，按照要求我主要是问大家体温是否正常，并约定报平安方式，例如有事情就发短信或者回电，并不是要每天都去打电话叨扰他们。但也是个了解的机会，我就顺便问问几户家里的情况，做下记录。
这个小区因为是个老小区，我联系的那栋楼没有电梯，物业管理也跟不上。有住户反映垃圾没有得到及时清理。每家每户都把垃圾放到自家门口，不敢下楼。需要物业的人一家一户上去收，也很麻烦。后来他们发动居民，一家派一个人，每隔一两天把垃圾送下去。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老人的吃饭问题，蔬菜不能及时供应。这个小区里主要的住户都是老人。像我这种外地人，父母原本都在老家，不在武汉。而武汉的本地人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夫妻双方都有老人，肯定不在一个地方住。据我了解，有两三个家庭都是把年轻人分成两拨。夫妻双方，其中一个带着孩子陪一边的老人，另一个回去陪自家的老人。有一户老人至少有六七十岁了，他们和女儿、外孙住在一起，外孙才四岁。我前两天打电话，得知他们已经有20天没有出门了。她的女婿有一个八十岁的老母亲住在汉口。武汉三镇很大，武昌、汉口、汉阳，平时开车往返就很费时。她的女婿在汉口陪自己80岁的老母亲。我问，那你们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原来女婿隔几天从汉口开车过来给他们送菜，送米油面。他成了家里物资供应的支柱。
另外一家就不一样了，两个老人单独住，买菜十分困难。这个时候小区附近有大型的超市很重要（菜场什么的都关闭了），而他们那个小区周围根本没有大型超市。老人的一个儿子在上海，另外一个儿子在南湖。虽然南湖也在武昌，但离中南这边也很远。现在公共交通暂停了，他儿子又没有私家车，老人根本指望不上。隔几天，一个老人下楼买菜，说能买到大白菜就不错了。我们也在呼吁，请小区可以团购蔬菜进社区。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动大家团购买鸡蛋，买生鲜，给他们解决一点问题。我也跟他们建议，老人可以让儿子在网上买了菜快递过来，但他们好像不太想给儿子添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以生病
我父亲本身是病人，去年查出鼻咽癌。现在做完了化放疗，正在康复调养阶段。他也有五六年没到武汉了，跟我说，既然我们去年十一已经回过重庆，春节他就想到武汉来过。早就这样计划，没想到遇到新冠肺炎。去车站接他们的时候我们还戴着口罩，那时候已经过了元旦。之前说“可防可控，人不传人”，因此大家还在自由走动。我现在心里压力很大，如果他有什么闪失的话，现在是没有医院可以收治的。
此前我们小区有个老人身体不舒服，打120，救护车来了，搞得小区的人都很紧张，因为那时候小区里还没有确诊病例。后来他们说老人没问题，而且只要不是新冠肺炎，医院都不收，120直接把车开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以生病，生病了医院也管不到你头上。医院连得了新冠肺炎的人都管不过来，哪有时间管你呀？
图片来自网络
我有个同事年前做了手术，后续的治疗方案都还没有出来，医生就喊她出院回家呆着。一开始还隔几天去医院换药，后来换药也不行了，因为医院全是人，也怕感染，就给了她护理包，让她自己换药。自己换药后有感染化脓，又到社区医院去打吊针、消炎。像这种情况，本来必须去医院才行。可是现在去医院的风险也很大。她也在家里等着，等疫情过去，医院有时间、有精力、有床位可以收治她，医生再给她制定方案进行治疗。但是会不会因此对她的病情有所耽误，都不好说。
我有一个老师的夫人得了肺癌症，已经晚期，也有几年了，在协和医院住院。前段时间天有媒体采访他，他说他们不能也不敢离开医院半步，一日三餐由医院配送盒饭。前两天他爱人去世了。可是家里人去世又能怎么样呢？只能很低调、快速地处理。
很多老人本来有基础病，经不起拖。最开始一切很混乱，所有的人，哪怕不是这个病，只是有点烧，全都往中南、协和、同济这几个大医院跑。医院里一片混乱，感染了不少医护人员。病人之间也相互传染。乱局之下，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病例。直到现在，可能还有不少没有得到及时救护和隔离的人。
死别就不说了，还有好多生离的事情。一个家庭生生地被分开。就像我当志愿者的那个小区，好多年轻人都分成两边，因为有老人要照顾。还有一家，男的自己的母亲也有七八十岁了，在另外一个地方住，所以他就去陪他的母亲，他有个儿子三十来岁吧，一个人在家里宅着，说给他囤了足够的东西。
写作的伦理是以人为本
在我看来，宅这个事情最不适应的可能是没有多少娱乐方式的老人。我爸妈本身是农村的，他们是最不习惯也最不适应在屋里宅着的人，他们更习惯于各种劳动。年轻人和小孩都可以适应宅的生活，看看电视，上上网都可以。我父母唯一的娱乐爱好就是打扑克牌。所以封城之后我们下午经常陪他们打双升，就是为了让他们呆得住。
佳燕 受访者供图
我的小孩上小学三年级了。封城这段时间她一共就下过一次楼，陪她外公外婆在楼下小广场戴着口罩溜达了下。她在屋里还好，弹钢琴、画画、看闲书、看《猫和老鼠》。然后自己也像只小老鼠一样在屋里找各种零食吃。原来还是挺讲规则的一个人，比如自己保管一天只能吃一粒费列罗。可是这段时间她在屋里闲着没事儿，吃起来有些没节制，我怕她吃多了把牙吃坏了。我明确地告诉她，现在物资很紧缺，买不到了，吃完了就没有了。后来又和我玩猫和老鼠的游戏，我就到处藏零食，她就到处找。现在他们在网上一开学，也步入正轨了，每天8点多起床，开始上课。我也有情绪失控对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像我这种暴脾气的人，还打过她一回，后来自责半天，再不打了。
大家在屋里虽然宅着很憋闷，但只要身体没事儿就好。所以你说看了多少书，工作上怎么弄，那都是次要的。主要是生活上的考虑，把一家老小安抚好，生活保障尽量跟得上，其他方面就慢慢来。
北京地铁上戴口罩的年轻人 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这是个持久战，口罩等防护物资的缺乏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家里没什么口罩，封城后紧急在网上买了几只。后来记者采访时给方方老师送了20只口罩，她送给了我一半。我们现在都省着在用。
我们原定是2月14号就要上班的。延长假期让我们的刊物受到影响，要发稿呀、排目录呀，你在家里根本做不了，因为很多东西都在单位，看电子稿效率也低。如果我们14号上班，也只有戴着口罩去。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上班，作协应该给员工发点口罩。中国作协给湖北省作协捐赠了1.5万只口罩，湖北省作协用来送给了基层作协还有社区，不知道本单位有没有留一点，用以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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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的作品，我们会组织发布相关的诗歌等等。虽然《长江文艺》今年第三期的稿子年前就已经定了并且开始二校了，但是我们会紧急撤稿，把三期的一些稿子撤下来，换成抗疫的作品。作协也在组织一些“各地作家在行动”的作品专辑。我对一些消费灾难的诗歌，空喊口号什么的，真是看不上。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朵渔在汶川大地震时说“今夜，写诗是轻浮的”，我很赞同。但后来也慢慢有好的诗歌出来了，比如刘年的一些诗歌。如果一定要写，还不如写写非虚构，把自己看到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在思考的东西，自己经历的日常变化一点一滴记录下来。写作首先是应该讲伦理的。所谓的伦理就是，灾难文学也好，个体写作也好，都应该以人为本，而不是首先想到去哪里发表，作为自己的成果。
编辑：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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