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脑洞足够大，关公可以战秦琼，由谭嗣同也可扯到俞敏洪。那我就扯一扯——
最近我在看老舍先生的《茶馆》。《茶馆》真是一部好作品，堪称从平民视角记录时代、刻画人性的经典之作。
茶馆的戏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启幕，戏中，间接提了谭嗣同。那年的9月28日，谭嗣同与其他5人被杀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据记载，谭嗣同是有机会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逃跑的，但他为了以流血唤起民众，主动赴死。为了理想赴死，何其悲壮，谭嗣同被载入史册。
不过，《茶馆》里的角色们严重地消解了谭嗣同流血的意义——在谭嗣同赴死的时候，茶客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犯了重罪，不然怎么会被推到菜市口呢？茶馆里的旗人对谭嗣同咬牙切齿，因为听说变法要剥夺旗人的“铁杆庄稼”，他们为谭嗣同的死以及变法的失败高兴，又可以继续吃皇粮了；在太后下旨捕捉“康梁余党”的背景下，无辜的常四爷因为在场馆里感慨了句“大清要完”，被当作“谭嗣同一党”抓走了。
茶馆里呈现的是一个社会图景——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们给大众带来的只是混乱和不安。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变法，他们认为那是瞎胡闹。
虽然没有明言，茶馆老板王利发也是厌恶康梁谭嗣同们的，他的生意因社会的动荡变得冷清许多，以至于茶馆里贴满了“莫谈国事”。
该如何评价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呢？虽然书上有定论，但那毕竟是只是考试的标准答案。更多的人不需要考试，他们，尤其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评价历史人物会有极大的差异。
今日看谭嗣同的履历，会有那么一部分人会认为他是没走正道的废掉的青年——不好好工作，啃老，把精力发泄在对社会不满之上，仇视现有的社会秩序，想要用口号改变社会却对社会毫无贡献的年轻人。
1898年谭嗣同被杀的时候33岁，还是一个年轻人。那么在此之前，他平时都干啥了呢？
谭嗣同，是个百分之百的官二代，其父亲曾是封疆大吏，贵为湖北巡抚。谭嗣同读书，却厌恶科举。一个读书人却厌恶科举，显然就是不打算“走正道”了。
不到20岁的时候，谭嗣同连续数年全国各地到处“旅游”，结交名士，观察风俗。旅费哪儿来？免不了啃老。
30岁的时候，也就是1895年，谭嗣同被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所刺激，开始搞社会组织，开始奔走呼号变法。最终，他走上了被杀的结局。
你看，年轻人一旦走上谭嗣同这条路，基本上就“废了”。废得如同茶馆里所说那样，不仅没什么价值，反而给其他人带来了麻烦。
你瞧，茶馆老板王利发的生意，茶馆常客常四爷的自由，以及那些被污为康梁余党的无辜人们的性命，都被谭嗣同们不同程度地耽误了。
总之，以《茶馆》的视角看，谭嗣同的血不仅没有如他所愿唤醒什么，倒是给社会给一些无辜者添了麻烦。
那么，年轻人该如何避免既不被杀身又不讨人厌的境地呢？最近，俞敏洪老师开出的一个药方，回答这个问题挺“对症”的。
终于说到俞敏洪老师了。
2019年9月某日，俞敏洪在“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分享会上做了一个演讲。俞敏洪经常为年轻人布道，在指导年轻人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我专门买过他的书，读来很是励志。
这次的演讲也很励志，也是鼓励大学生奋斗的。但其中有段话引发了争议，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当你工资比同学少一半，证明生命浪费了一半”。
上面就是俞老师的演讲内容，因为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而在网上遭到很多人的痛骂。说到这里我就要同情一下俞老师——去年11月，他因为演讲中说“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而到妇联道歉——这一次，看来他得向几乎所有人道歉。
挣得少就是浪费生命，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当然不对——生命怎么能用金钱衡量呢？但我不大愿意以此来批判俞老师，觉得意思不大。
我倒是觉得俞老师讲出了某种真相真相。生命的价值有很多个维度可以衡量，可是我们无法否认，金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维度。
现实之中，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比谁有钱啊？比GDP，比车子房子，比孩子的学校，比朋友圈的美食美景。
就以俞敏洪为例，他的成功建立在什么之上，当然是建立在他的财富之上。如果他公司倒闭个人破产，怎么会轮到他向年轻人布道？
俞敏洪的话很难听，但确实在引导年轻人不要走“正道”——把生命的意义用金钱衡量，听上去有些铜臭，但起码不会“废掉”。
当初，谭嗣同如果一门心思去挣钱，最坏也是茶馆里秦二爷的结局，最多是实业救国失败，但不至于丢了性命还给社会“添麻烦”。
我相信俞老师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应该不至于像去年那样为自己的言论道歉。
当然，把谭嗣同与俞敏洪的价值观放在一起对比，纯属关公战秦琼式扯淡。
我不过是想感慨一下，谭嗣同流血时，《茶馆》里的人们把他当做一个麻烦，而121年后，还是俞敏洪老师代表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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