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新冠肺炎已经从地方性流行病迅速升级为全国性疫情，继而又变成了全球性危机。由此引发的社会普遍恐慌情绪，恐怕是几十年来未有的。
不久之前，张文宏医生也以其一贯专业、理性的态度，劝告人们不必过度紧张，因为从感染后1-2%的死亡率来看，新冠病毒的“毒性”没有当年的SARS强，其级别“真的很小”。这次的病死者主要是老年人等已有其它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但“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正确地做好了自身的防护，我认为感染的风险是极低的”。
我有一位朋友非常认可这样的观点，她很难理解为何人们会为一个小概率的风险惶惶不可终日，觉得只要做好防护，安心待着，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用她本人话说，“得乳腺癌比得新冠肺炎死亡的几率高多了，也没见到每个我这年龄段的健康女性天天担忧自己得乳腺癌而死啊”。
这代表了一种理性的声音，但很多人之所以惶恐，也不是因为没有理智，相反，这是人们在面对风险时的正常反应。我的一个飞行员朋友曾问：“车祸的发生概率和死亡人数远比空难多，为何人们更怕坐飞机？”简单地说，“概率”作为一个客观而抽象的数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人们的情绪反应，往往取决于主观上的风险判断。更何况，概率再低，降临到自己头上都是100%。有时，哪怕你明知空难概率很低，却还是会很害怕，因为“坠机而死尸骨无存”可以非常直观地对人造成心理影响。
相比起车祸，空难对很多人而言是“小概率、高风险”——也许你不太可能遇到，但一旦遇到就很难幸免。这样的风险带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在飞机上，命悬人手，不如在汽车上有掌控感和安全感。通俗地说，人最怕的可能并不是死，而是失去对生死的控制。人的心理很奇妙，有时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反倒镇定了，但如果不知道死亡会不会、会何时降临到自己头上，却是最令人不安的。
这就好比战争爆发，如果是正规军作战，尽管前线参战者会切身感受到恐怖，后方却可能毫无感觉，所以才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说法；但如果是战线不分明的恐怖袭击，敌人也许人数极少、也无法造成正规军作战那么大的伤亡，却能把所有人都吓得不敢出门，因为没人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事实上，哪怕只是当地出了一个连环杀手，都能达到类似的威慑效果。真正让人害怕的，其实是伴随着这种隐蔽性、突然性而来的不确定性。
新冠肺炎之所以显得那么可怕，也是如此：它的致死率也许没有癌症高，但癌症不会传染，医学对其已有更充分的了解，而且是可管控的。而新冠肺炎相对于其它疾病，带有多重不确定性，一旦患病就难以控制，而且现在没法有效医治，是不是能自愈获得免疫，好像完全是碰运气的事，也不清楚“治愈”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
吊诡的是，正是因为它毒性不强，所以早期根本无法识别。患者往往在感染之后感觉不到，或是症状轻微。“毒性强则传播性弱，毒性弱则传播性强”是病毒的一个特点。同样是冠状病毒，如果感染SARS，患者两三天内就会出现较严重的症状，基本无法出门，传染范围自然不强；新冠病毒却相反，患者症状较轻却传染力极强，以至于很多无症状患者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新冠病毒作为一种RNA病毒，比DNA病毒更原始、更不循常规，变异更快。所以，现有的检测手段来不及全面检测，有时甚至检测不出来。有感染者多次检测才确诊，还有些患者明明已经“治愈”，出院后却又复阳了。这些现象最让人心神不宁——不妨试想，假如一种病毒的传染性不强、一旦检测就能测准、治好也不会再反复，那么就算其致死率比新冠高十倍，恐怕世人都不会这么恐慌。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冠病毒可以说是风险社会的“完美病毒”，它身上正体现出现代风险社会的诸多特征。齐格蒙特·鲍曼曾在《寻找政治》一书中，用德语中的Unsicherheit一词来总括当代风险社会中“最险恶且最令人痛心”的特征，该词包含三重意味：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可靠性（insecurity）和不安全性（unsafety）。在“上帝已死”的年代里，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中，人们感到前途未卜，为未来小心翼翼，为安全而担忧。如果说以前中国人还对这种心理难以感同身受，那么在新冠疫情中，我们可都是切身体会到了。
经此一“疫”，对中国人而言，风险社会正式降临了。这不仅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甚至将改变我们对风险、对未来的感知和预期。新冠疫情也极其生动地展现出“风险社会无国家边界”的特征，这不是一个切断联系就能应对的危机，也不是“他们”的事，而是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正因此，才更需要所有国家、所有人放下隔阂，克制住对集体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恐惧，更勇敢地直面它。
在这场疫情中，不同人群对待风险的反应迥然不同。相比起欧美人，哪怕是旅居当地的华人，往往也更快进入战时心态，表现出一种对风险的高度敏感，但这有时又不无极端偏向：一有风吹草动，就迅速行动起来，坚壁清野，备战备荒，甚至还有一种“为了活下去，我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架势。这究竟是反应过度，还是有先见之明，在多变的形势下可能评价相去悬殊，但背后的一个心态却是在中国社会中不时可见的：人们常常觉得，为了以防万一，再过激的反应都不为过。
正因此，中国人常常无法理解欧、美、日国家的平静，或者讥讽其为“佛系躺倒、无力管理、心大无脑”。日本自疫情爆发至今，仍然保持着社会生活大体不变，公共交通和大部分商业设施也依然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疫情同样控制住了；相比起来，中国已经治愈了6万感染者，湖北新增病例也已经归零多日，然而日前各地还是有拒绝湖北大巴入境的事。这种非理性决策的根源是对病毒的恐惧，而不消除这一点，复工、复产、复学就始终无法落实，社会无法归复正常运作。
冷静下来看，也能发现，对新冠的恐慌其实是来源于不了解、不确定和不可控。当然，面对这样数十年不遇的疫情，一时的恐慌在所难免，也是人之常情，但我们总会一点点更多了解、也更能管理这一风险。日本人之所以表现得那么镇定、克制，与其归结于某种“国民性”，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地震多发的岛国，突发灾害几乎就是生活常态，因而有着完善的公共应急机制，国民也就不太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当然，要建立这样一套机制绝非一蹴而就，但对个人而言，至少多了解一下相关的医学常识和防护措施，也就会慢慢意识到，它其实真的没那么可怕。可理解、可控的事物，是不会让我们害怕的，而这都需要借助理性的认知。这也是我们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地方，是我们在进化中胜出的终极技能——理性是个好东西，你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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