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12日，主席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他在会议上说：“我想议一个军事问题，让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这是主席经过深谋远虑、长久酝酿出来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
他的理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提议得到了叶帅、总理等人的支持。
当时，全国共有十一大军区，考虑到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这三个人任本职时间较短，就不在调动范围内，重点议另外那八大军区的对调问题。
政治局会议连续开了四天，政治局委员统一了思想，具体对调方案也确定了下来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12月15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就立刻发放关于18日召开军委会议的绝密级通知。
在12月18日的军委会议上，总理和叶帅分别传达了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宣布了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具体部署。
1973年12月21日，主席在自己的的书房里和各位政治局委员、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共四十多人谈心。
主席看着这一大批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赫赫战将，感慨良多，开口第一句就是：“我一晚上没睡觉，想看看同志们。”
久别重逢，看着主席，听着主席的话，虽然在大冬天，大家的心头却热乎乎的，眼眶有些发热。
招呼大家坐下后，主席简单地说了自己对调工作看法，他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下好，人在一个地方呆长了，油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调一下有好处，到处都是干革命。”
八大军区司令员中，李德生年纪最小，地位最高，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席首先听想想他的看法。
李德生想都不想，语气非常坚决地回答：“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
主席满意地点点头，说：“有人一听调动就不高兴，不愿意离开老单位。军人要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李德生开了个好头，主席再问到其他司令员时，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
李德生这年57岁，从1971年1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算起，这个时候已担任本职近3年。
相比较而言，陈锡联时年58岁，1959年10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已经14年；许世友时年68岁，1955年3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已18年；杨得志时年63岁，1955年4月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已18年；丁盛时年60岁，1969年7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4年；曾思玉时年63岁，1967年3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5年；韩先楚时年60岁，1960年12月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13年；皮定均时年59岁，1969年11月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4年。
所以主席特别强调：“你陈司令、济南杨、南京许，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李德生、皮定均、丁盛，不那么久，你们带好了头，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会照着做。”
李德生到中央工作，其实是主席提名的。
李德生出生于新县陈店乡李家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许世友是河南省新县同乡。
1928年6月，才12岁的李德生就当上了童子团团长；1930年2月，还不满14岁就参加了红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嘉陵江等战役战斗，以及红四方面军的西征。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夜袭阳明堡机场、响堂铺、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以及参加了粉碎日军大规模“扫荡”的数百次战役战斗，有以一个营的兵力打垮日军的一个大队的惊艳表现。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疯狂“扫荡”，他负责掩护八路军总部和后方机关突围。由于用兵奇妙，指挥得当，他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了近半个月，胜利地完成了上级安排的任务，全身而退。
1945年1月，在其他兄弟部队连续两次攻打日军马坊据点失利的情况下，李德生不信邪，主动请战，并亲自化装成农民，孤身深入虎穴，把敌人的虚实、火力布置点弄得清清楚楚，然后带领82名突击队员一举将该据点端掉，全歼守敌。该战被我军军史称为“一场典型的歼灭战”。
解放战争时期，李德生参加了上党、邯郸、陇海、定陶、滑县、豫北、鲁西南等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在襄樊战役中，巧用奇兵，连取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三道关口，一举破城。后来还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千里追击和进军大西南。
抗美援朝战争中，李德生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以南地区防御作战和上甘岭战役。
所谓黄金百战穿金甲，征战中，李德生负小伤无数，负大伤六次，其中有一次，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攻”的八庙垭战斗中，左胸被子弹打穿，伤及神经，导致左手残疾。
1955年9月，李德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军长，同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8年9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9年4月，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德生作为安徽省选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总理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主席特意让李德生站起来。
李德生身手矫健不减当年，“刷”地站了起来，“啪”地一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总理知道主席的心思，笑着说：“德生同志，请你把军帽摘下来吧。”
李德生摘下军帽，露出了一头浓密乌黑的寸发，根根上竖，根根见精神。
主席打量着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满意地点点头，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李德生响亮地答道：“我53岁了。”
“53岁？好，正当年富力强！”主席的眼睛闪耀着光彩，举手示意李德生坐下。
不久，也就是该年7月下旬，李德生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成为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同时，仍兼任安徽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
调任之前，李德生有些忐忑，向主席提出申请，说自己水平有限，恐怕不能胜任这么多重要的工作，可不可以免去安徽、南京的工作？
主席爽朗大笑，信任地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大家都知道，主席是非常赏识和爱护许世友的。
事实上，主席对李德生的赏识和爱护也是相同的，他在私下里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
李德生挠着头皮，不好意思地回答：“报告主席，我还没有读过。”
主席笑眯眯地说：“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
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李德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
十大结束时，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成为了正国级领导人之一。
所以，对调的八位司令员中，李德生的地位最高。
在主席书房召开的见面会接近了尾声，主席拉了李德生和陈锡联的手，对一众司令员惇惇叮嘱说：“调动要欢迎，不要冷冷清清，冷冷清清不好，要同军长、军政委，师长、师政委见面，包括司、政、后机关，一二百人见见面，不认识不好，比如东北陈锡联，可以带李德生到沈阳军区熟悉熟悉，互相当场介绍一下。”
次日，即12月22日，李德生便向总政移交了相关工作，并陪同新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参加了北京军区的干部大会。
12月26日，李德生只带了一名秘书、一名警卫参谋，飞往沈阳报到。
到了沈阳，北国的大雪纷纷，下得正紧，李德生却人不歇息、马不停蹄，顶风冒雪，走遍了军区内军营哨所，对部队情况，里里外外，全摸了个透。
其他七大军区司令员和李德生一样，也没有丝毫犹疑、未做任何停留，坚决果断地按照主席要求，“随员不超十人，时间不超十天”，迅速而漂亮地完成了交替接任工作。
李德生在沈阳领导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陆军预备役步兵师，组建了全军第一个激光模拟对抗营。并且，在1974年底，他就辞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1985年11月，李德生调到新组建的国防大学任政委、党委书记，继续为我军高级干部培训与国防大学的建设发展散发光和热。
1988年，已经72岁高龄的李德生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1990年4月，李德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
2011年5月8日15时20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