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工人，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项目落地，遍及世界各地。
因为保护主义和历史的“反华”思潮，印尼各界对中国外劳的到来一直很警惕；而疫情期间，外来人口的进入，更为批评者提供籍口。印尼还民主制度
在印尼落地生根的华人，哪怕已经在三代之后日渐被同化，但仍然承受着“经济动物”、不爱国等标签化的歧视，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新移民”到来，也是五味杂陈。
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 维多多(Joko Widodo)头戴白色头盔，带领一群人视察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在 Cikalong Wetan 的开工仪式。
六月底，共有156名中国劳工抵达印尼肯达里哈洛里奥机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被称为“xinyimin”(新移民，区分在东南亚的华侨) ，未来几周，预计总共有500名中国工人将抵达印尼，他们都是参与印尼的中国项目。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这些工作人员将分批地赶到这里。
中国工人在印尼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印尼汉学家Leo Suryadinata最近一份论文写道，目前在印度尼西亚有近25,000个新移民，不过实际数字要高得多。这些新移民中，一部分是作为投资者来到这里的，但是大多数是作为农民工来到这里的，主要为中国的公司工作。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倡议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新移民进入印尼。根据学者Suryadinata统计，大约有1000家中国国有或私营公司，在印尼的建筑、采矿和电子行业运营，而且从引进越来越多的熟练中国工人。
尽管印尼总体上欢迎中国的投资，但并不欢迎中国劳工，这也经常引发了印尼社会许多阶层的批评和抗议。中国新劳工的到来，不仅引发当地居民的紧张关系，连印尼华人也深感不安。
印度尼西亚对新移民有很多限制。例如，外国工人与当地工人的比例是 1:10。只有在印尼找不到同等工作技能的工人，外劳才能获得工作签证许可，而且他们必须在项目完成后立即离开印尼。许可证通常只有 6 个月。因为印尼存在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支持”印度尼西亚土著人”的经济福祉。许多“印尼土著”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对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抱有强烈的怀疑和偏见。更糟糕的是，反对派政客经常利用身份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使中国新移民成为攻击的目标。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去年报告说，在中国项目所在地，当地人和中国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升级。一些印尼人呼吁雅加达政府限制外国工人入境。
究其原因，中国投资能带来新的就业，但也不尽然如此。出海印尼的中国公司，为了沟通和管理便利，更喜欢聘用说普通话的工人。因此，引入中国的劳工、在印尼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在中国留学的印尼学生。当然，来自中国的劳工占据了最大的比例，他们大多年轻，技术熟练，比当地工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为了回应外界批评，印尼和中国两国政府制定了有关中国工人在印尼的规定。例如，中国工人与当地雇员不能超过1:10比例，只有具备当地劳动力所不具备的技能的中国工人才被允许在印尼工作，在他们所从事的项目完成后立即返回。
问题在于，这些规定不一定得不到遵守。根据学者 Suryadinata的说法，大量的“新移民”在获得工作许可后逾期居留，继续当非法劳工，在餐馆和商店工作，或成为性工作者。据印尼劳工部长哈尼夫•达基里(Hanif Dhakiri)称，2017年印尼有24800名华工，其中大多数被归类为熟练工人。然而，许多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可想而知，当165名中国工人在印尼安全部队的护送下，抵达苏拉威西省首府肯达里机场，印尼的学生们在安拜普亚村组织了一次示威抗议，看起来就不奇怪。
在印度尼西亚也有华工违法的案例。今年3月，39名抵达廖内群岛的中国工人被拒绝入境，因为他们的公司没有雇佣外国工人的许可证。最近，中部苏拉威西政府命令10名“中国工人新移民”返回他们的营地，因为他们坚持要去工作，按照当局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的指引，所有人都要呆在家里。
每一个类似个案，在媒体披露后，都引发当地社区的进一步抵制。
事实上，印尼社会存在的种族偏见，不仅压倒了“新移民”，对印尼生活了几代的印尼华人，同样是一个挑战。虽然华裔只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但因为华人群体的强大经济实力，每逢大型选举，族裔问题都能成为论战武器。华裔基督徒、雅加达前省长钟万学因“亵渎伊斯兰”罪名入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前印度尼西亚军方总司令加托·努尔曼蒂约 （Gatot Nurmantyo) 将军，也在退休后谋求一个高的政治职位，同时宣扬反华情绪。
比如，印尼在1975年颁布的一项法令，限制华人拥有土地，即便华人已经在印尼生活几代，仍然没有本地人的待遇。虽然打着暴力反共的苏哈托独裁统治，已经结束20年，虽然印尼政府的人权委员会已经否定了这种歧视法律，但印尼华人面临的歧视，很难短时间真正改观。
随着中国劳工日益成为印尼本已密集的就业市场上至关重要的参与者，这引发了印尼华人的担忧。虽然对许多华裔来说，这可能与苏哈托独裁政权以来印尼长期存在的反华情绪有关，但印尼华裔人士中五味杂陈，隐约将“新移民”视为新的威胁。
印度尼西亚华人担心，更熟练和讲普通话的“新移民”，同样可能抢走他们的机会。更加担心，不管是中国商家还是普通“新移民”热衷赚快钱，就像一窝蜂上P2P项目，很容易透支社会信誉度。
许多印尼华裔已经丧失中文能力了。因为苏哈托的同化政策，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1998年，认为“中国文化元素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华人被迫与印尼原住民通婚，甚至中文学校也关闭了。结果是，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逐渐疏远华语，尤其新一代华人与中国文化显得隔膜。
伊斯兰组织抗议由华人社团修建的关公塑像
疫情加重的经济下行、强烈的排外情绪、包括中国、越南区域其他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都促成了印尼的保护主义态度。但追溯印尼保护主义，应该提及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印尼开出的自由化处方不当，导致该国经济受到全面损害——最终当政者最终把矛头指向族群运动，印尼因此爆发了自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以来最大的排华事件,亦称“黑色五月暴动”，此后随着政权更替民主选举，印尼民主开始步入正轨。
然而，二十多年的民主化仍然稚嫩，结果是每一次选举，政客们都要利用民族主义动员，大打爱国牌，最终是导致官僚主义横行，历届执政者和立法者更加坚定了管制经济的决心，他们已经对市场、外国资本和自由经济发展模式时刻都保持着适度的怀疑。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情绪，不仅仅是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民粹主义评论员将越来越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描述为印度尼西亚再次屈从于外国人而不是本国人民的要求表现，而敌视外国专家或有特长的雇员，也是民粹敌视的一部分。
处于第二届任期的印尼总统佐科维，一直希望印度能抓住中美贸易战的良机，争取迁出中国的企业在印尼落地，逐步改善投资环境，并改造其臭名昭著的多层次、复杂的官僚机构，但是在印尼的保护主义沉重历史包袱下，改革步步难行。
就以首个采用中国技术、标准和装备的雅万高铁为例，中国企业从2015年中标，原计划2019年完工。然而当地错综复杂的征地问题，以及部分印尼政客不断将项目风险政治化，项目一再延后，最快也要2021年才能完工。
中国现在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作为印尼的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从 2008 年的第10 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 2 位，投资额达47亿美元，仅处于新加坡之后；相比之下，排名第三的日本，投资额为43亿美元。
从执政者的角度考虑，印尼政府一直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包括引进技术熟练的工人。事实上，一带一路项目不仅带来难得的中国资本，也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为印尼经济发展带来许多好处。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印尼政府的微妙立场表示了赞赏
然而，印尼各方利益团队炒作中国工人的“入侵”议题，除了反华的偏见，也是也部分是对印尼政府行为的反弹，人们认为印尼政府倾向于中国，牺牲了自己人民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容许500名来自中国的工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进入印尼，足以证明印尼政府不仅将经济置于人民福祉之上，而且将与中国的关系置于印尼人民福祉之上。
随着新移民的到来，一种新型的海外华人社区正在形成。
如此一来，印尼可能会面临新的社会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