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强降雨影响，长江重庆段水位持续上涨，引发各地关注。
重庆、武汉、南京等沿江城市，长期流淌着引水与治水的旋律。在治水、挡水的过程中，城市一步步扩大，也是在与水的交道中，形成了至柔而至刚的城市气质，可能瞬间爆发澎湃，，也可能经年累月地坚持与承受。
如今，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江苏段又迎来了抗洪的一个拐点，上游的重庆，也在高度关注水位，以实际行动筑牢着阻击洪峰的堤坝。
重庆各临江县区，嘉陵江沿岸岩石或江中的石梁上，有着丰富的抗洪传统碑刻，也是历年洪水和枯水的历史记载。古人早就用凿刻文字的方式，记录当地水情变化，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水文资料。三峡库区175米蓄水方案的确定，就是参考了这些资料。
西汉初至今2400多年里，重庆段长江共发生较大的洪水66次，平均约34年一次。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凿刻在重庆忠县东云乡石壁上的“绍兴二十三年癸酉六月二十六日江水泛涨去耳史二道士吹篪书刻以记岁月云耳”，是现今发现的川江主航道上最早的洪水石刻记录。
同刻于次日的“绍兴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水此”洪水石刻，文字旁边还标刻了一条水位横线。该年的长江支流涪江、沱江江水暴涨，涌入川江，造成宋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第二天洪水开始退去，水位下降了2米多。
谁也没有想到，时隔74年后，这里又出现洪水，这次超过绍兴二十三年的洪水约一米，这年是孙辈在汪家石壁上，再次刻下了洪水记录：“宝庆三年丁亥去癸酉七十五年水复旧痕高三尺许六月初十日嗣孙道士史龚明书记”。
明嘉靖三十九年，也就是1560年，忠县城西的斜石盘上刻有“大明庚申加（嘉）靖卅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大水到此”的记录，石宝镇山羊村岩石上刻有“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水蕊”的文字，蕊字旁划了一横线，表示水位。
清道光二十六年，即1846年，忠县城西的斜石盘上又刻下了“大清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查出大水碑继”的洪水石刻。
重庆洪水石刻，记录最多的是清同治九年的洪水，共计九十多处，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洪水碑刻最多的一场洪水。就是这年7月中下旬，四川盆地连降大暴雨，长江出现特大洪水，巴南、涪陵、丰都、忠县、万州、奉节等地遭受重创，洪水致使中游洞庭湖区堤垸溃决，湖北枝江、公安等城镇被淹，为“数百年未有之奇灾”。
这90处洪水石刻，主要刻记了最高水位位置和发生日期，部分石刻对洪水涨落过程进行了简略的描述。这场洪水石刻仅在云阳就有6处，其中2处在长江支流磨刀溪的普安乡。
磨刀溪姚坪村石刻文字意味深长：“大清同治九年庚午岁大水到此杨明升苦苦刊立光美书”，因文中用到“苦苦”二字，想必杨明升在洪水遭受损失，为让后人铭记，前人用心良苦。
云阳洪水石刻中，张飞庙杜鹃亭“大清同治庚午洪水至此”的记载，是其中颇有名气的。这场洪水水位至150.35米，云阳县城部分的房屋被冲毁，经两任知县努力才得以修复。始建于蜀汉末期的张飞庙，大部分建筑被洪水冲毁后，只得重建。
重庆临江石刻，除了水文变化，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等内容，文体有诗、记、铭等，最为普遍的是书法作品，有颜、柳、欧、苏等各派，以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为最丰富，其中涪陵白鹤梁上，竟然还有一条蒙文题刻。
涪陵白鹤梁有各类石刻179条，绝大部分为文字，其中有石鱼雕刻14尾、观音像2幅、白鹤图1幅。这些题记、题刻的作者多达300多人，其中有黄庭坚、朱昂、王士祯等文学家作品。
云阳龙脊石，是一处长200余米，宽10多米的砂岩石，宛如一条潜于江中的巨龙露出脊梁，故名龙脊石，又称龙潜石。上有自北宋元佑三年以来的石刻170余处，其中有53个枯水年份的68段水文石刻题记。
重庆至宜昌河段有枯水石刻11处，共362段，其中重庆境内江津莲花石、朝天门灵石、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最为著名，与奉节夔沱记水碑、丰都龙床石、巴县迎春石称为川江七大枯水石刻。
重庆朝天门灵石是最早的枯水位石刻，长约200米，凿刻着从东汉建武年间到清康熙年间，共17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因东晋义熙三年在其上面凿刻《灵石社日记》，称之为“灵石”。
涪陵白鹤梁是长江中的一道石梁，枯水季节以约15度的斜坡，自西向东伸展，主体部分220米。白鹤梁从唐广德元年两条石鱼开始，有74个枯水年份的水位记录114段，被称为长江上最古老的水文站。
白鹤梁上两条石鱼，被称之“广德鱼刻”，每条鱼36片鳞甲，一条口含莲花，一条口含灵芝。清康熙二十四年，涪州州牧萧星拱见“广德鱼刻”模糊不清，于是命石匠紧挨其旁边，重新凿刻了两条鲤鱼替代，每条也是36片鳞甲，也是衔着莲花和灵芝。
萧州牧重刻的这对鲤鱼水文价值最高，其中石鱼眼睛海拔高程137.91米，与当地零点水位相差甚微，以此推算出1200多年来川江水变化周期，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设计，提供了水量计算史料数据。
这些最古老的水文站，多数都在江中或江边巨石上，根据水位变化交错露出江面，既是科学史料，也有旅游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