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月的鏖战，西路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根本失利，西路军损失惨重，红军力量和抗日事业受到不小影响。导致这一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各种检讨报告说法不一，每个人分析的角度不同，看法也不一样，报告侧重点也不一样。
陈昌浩
从资料上看，陈昌浩是最早对西路军失败原因进行全面系统深入总结的人。作为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他回到延安后，对西路军的经历历历在目，怀着十分沉痛而恳切的心情进行检查。
作为西路军的重要领导人，他对部队的作战方针最有发言权，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基本都有参与决策。对于部队的情况也有很深的了解。在他的报告中 ，他强调："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在他的报告中，虽然有给自己扣大帽子的情况，但是他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态度是坦诚的，在当时的条件下，难能可贵。
陈昌浩在回到延安之后，先后连续写了两次检查，对西路军兵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一次是在9月，他于9月30日写出了全文九章，约六七万字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
中央负责人审查了他这份报告的部分章节，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陈昌浩又重新写了一份更加深刻的检讨，于10月15日，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月底，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就西路军失败作了检讨报告。
对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在陈昌浩的报告中，他分了主客观进行了检讨，认识都比较深刻，分析的角度也比较广。
在客观原因上，他认为有以下几点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
第一，他认为，马步芳、马步青盘踞青省、甘北多年，与所辖地域内的各种势力都有交集，特别地，他们还有少数民族回军的支持，这在当时，对于"二马"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一听说共产党和红军进入，他们会先入为主地认为红军队伍是去推翻他们的统治的。"二马"曾一直极力诋毁红军，当地的其他势力，武装，甚至是普通百姓，都对红军恨之入骨。所以，当红军进入之时，当地的各种势力，无论是军事的、民族的、政权的，还是社会老百姓的，都被团结到一起，进行"反共"斗争。
第二是没能让"二马"停战，参与到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对外，共产党一直在积极地联系国民党，积极主动地推动和谈，国民党一再刁难，和谈方案迟迟不能拍板，这样的背景下，西路军的甘北之行，会让回军觉得红军是背弃和平，故意为之，想要消灭回军。
对于"二马"，共产党也曾积极派人与之谈判，动之以民族情谊，晓之以爱国真理，甚至想要凭借他贪爱钱财的嗜好，用钱财来换取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奈何"二马"政治观点狭隘，并不理会红军向他的解释、联合与统一战线，即决心以主力与我军激战。
第三，马军的军事力量雄厚，兵力强大。他们的队伍，长期在甘北活动，已经适应了甘北作战的地理环境要求，利用骑兵机动性非常强的特点，辅之以步兵、炮兵，三者之间协同作战，配合默契，将作战能力提升了不少，他们在甘北，想打可以攻击猛烈异常，想跑也能快速撤退，依托高机动性，战术执行很快。
第四，他认为我军在甘北地区还面临着其他的客观因素。在甘北，人烟散聚无定，地理条件恶劣多变，有沙漠，有大山，不仅粮食非常缺乏，就连武器弹药也是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下，想要坚守一座城池，难度确实太大，想要打游击又没有打游击的条件。同时，部队孤军深入，与主力部队分离，无法与之策应，一旦遇到强敌，只能凭借自己与敌人硬抗，这就导致西路军在与强大敌人遭遇后，一直处于劣势，部队和战士们的都被一股压抑的气氛笼罩。
陈昌浩认为，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影响战斗成败的因素，但从长远的行动上来看，客观原因还不能完全解释说明失败的整个根由与现象。他认为，导致失败更为关键的是基于主观上的严重错误。正是这些主观上的错误，才将部队一步步推向失败。他认为这些主观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路军并没有完全克服国焘路线，对此，陈昌浩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自己作为西路军的主要负责人，在某些时候，虽然反对过国焘路线，但是客观上还是受着国焘路线的支配，或多或少对西路军的决策起到不好的影响作用。同时他表示，正是因为思想认识还存在瑕疵，他将西路军的失败归结到中革军委的身上，认为是军委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分散，于是，在对中央的一些指示上面执行得不够充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只有快速反应，迅速执行，才能在对敌之时做到进退有据，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第二，他认为在战略上，西路军还存在很多错误，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就是没有深刻认识到只有打退来犯之敌，才能有效地实现接通远方。在一些战略任务下，西路军只想着如何完成既定战略任务，并没有想到如何才能将敌人击退，如果敌人不退，紧咬不放，部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会一直受到攻击，由于不是以打退敌人为目标制定行动计划，对敌时的部署就完全不一样。在一些特殊区域，如果仔细筹划，是可以给敌人狠狠一击的，可惜当时很多指战员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导致错失了很多机会，西路军更是一步一步被蚕食殆尽。
其二就是没有坚持集中兵力，在渡河之后寻找机会退敌。错失战机，以致于西路军不得不单独西进。陈昌浩也表示，他不认为西进是错误的，甚至认为在当时东进已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西进如果成功，其影响意义非常大。
如果成功西进，建立根据地，就能接通新、蒙，打通中国革命与新疆联络，并图取得远方之帮助，比如说得到苏联的帮助等，这些对于中国抗日都有很大作用，同时，红军也能增加不少的生存能力，地位也会显著提高。
其三就是没有集中兵力，分兵导致部队很多战略战术出现问题。如果西路军不采取分兵的策略，选择将优势兵力集中起来，打包围战、歼灭战，就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给敌人以震慑，敌人也不会如此猖狂地紧追不舍。
由于没有集中兵力，分兵后的每个部队作战能力都有减弱，不得不进入到被动防御的状态，如此恶性循环，西路军就被迫和敌人打起了消耗战，虽然西路军对敌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打击，打死打伤敌人很多。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敌人兵力充足，不怕如此消耗，甚至乐意以此来消耗西路军的力量。
其四是不该分兵去抢占要点。花了大量精力去抢占了敌人的要点之后，反而成了累赘。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各个击破之机，由于武器弹药缺乏，人员损失严重，面对敌人数倍之敌的围攻，有时候就连女战士，机关干部都冲上城墙，拿着石头、木棒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很多战士都是在坚守一些抢占的要点时壮烈牺牲的，如果放弃抢占要点，积极思考部署如何从主要方面战胜敌人，要点不打自占，哪怕有敌人占据，想要通过也不会很困难。
其五是陈昌浩认为自己没有坚持东进的观点。他认为，在决策上，他没能始终坚持东进意见，使得同志们选择了西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路军的惨败。他认为，如果东进，西路军的基本力量是可以保住的，不会像西进一样损失殆尽，选择东进，至少不会像西进一样，一直处于守势，战士们的信心也就有所保证，有了信心，有了斗志，部队的战斗力，战术执行才有保证，才能打胜仗。
陈昌浩对于西路军失利的主客观原因分析了很多，有些也正中问题要害，与此同时，他还就西路军失败中所表现出的政治缺点也做了简要分析。
他认为，在内部的政治工作上，做得还远远不够。在反倾向斗争中，未能根本揭发四方面军历史错误，导致一些问题还是遗留存在，可能不是那么明显而已，同时揭发错误与联系到反国焘路线的教育工作仍不能达到应有程度。使得教育效果并没有预期那么好。部队战士们对胜利的渴望，对战斗胜利的信心并没有想象中的高。
同时他认为，在与马军的长期斗争中，西路军在群众工作上做得有所欠缺。西路军没有号召广大群众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没有充分发挥群众力量，使得在与马军的斗争中，西路军后备力量不足，独木难支。
说完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后，陈昌浩并没有就此停下，他还在报告中写了西路军值得赞扬的地方。
他表示，西路军在征战途中，全体将士奋战一线，抛头颅洒热血，不惧怕任何敌人。虽然领导者犯了上述的一些错误，直接或者间接导致西路军的失败，但是在一线与敌人斗争的指战员们，都是值得表扬的，他们为党中央及军委所给予的任务而坚决斗争，粉身碎骨全然不怕。
虽然部队处于大劣势，可是战士们依然坚持与敌人战斗，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他们没有想着在困难面前退却，反而越战越勇，力求战胜敌人，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在他们中，战士们战至最后一滴血，在一些艰难的战斗中，有些战士已经身负重伤，还坚持在阵地上与敌人斗争，任凭伤口鲜血直流，也不管不顾，心里只想着如何能给敌人重创，打击敌人，帮助到队伍。他们历经艰险，有的长埋于山川河流，有的九死一生，活了下来，为以后的战斗做准备。他们用鲜血，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革命赞歌。
陈昌浩认为，西路军虽然失败，但是其所带来的历史意义不能忽视。西路军在与马军长达几个月的战斗中，极大地消耗了他们的军事力量，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也总结出了很多的教训。这些在之后，都可能会有大作用，如果马军没有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反而做了日本的走狗，那这些经验教训就对后续行动会有很大帮助。
在报告中，陈昌浩重申西路军如果不犯主观上的错误，就不至于落得根本失败的下场。不犯这些主观错误，就可以根本打击"二马"，停止其进攻，有机会创建根据地，有资本和"二马"谈判，逼他们停战。在当时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西路军根本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就能完全消灭"二马"，推翻"二马"的统治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陈昌浩特别强调，西路军从成立开始，就一直是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他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犯错误的是他本人，他本人没有完全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这才使得西路军在执行中央指示的时候，执行任务不够充分，某些时候，贻误战机，错失机会。
徐向前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在石窝会议时，会议决定陈昌浩和他离队返回延安报告西路军情况时，他想继续带着部队战斗，不愿离去，说了很多道理，最终还是没能拗过陈昌浩，离开了西路军，为此他曾很长时间都难以释怀，每每想起，都觉得不该在那个时候离开西路军，愧疚万分。
他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报告是相隔五十年后，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历史。在书中，他对西路军的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
他认为，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在中央的指示之下，部队在武器弹药缺乏，粮食供应几近于无的情况下，靠着单衣单鞋，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同敌人战斗了五个多月，先后共消灭马军2.5万人，打出了红军战士们的顽强作风，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都有积极推动作用。西路军确实是失败了，但其中所做的努力和功绩，不应该被忽视掉。
徐向前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回忆起这件事情，在分析西路军的问题上，少了些许主观情愫，多了几分客观总结，在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问题上，客观地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 ，就是西路军的任务问题。他认为，西路军在任务安排上面，缺乏长期久远的战略安排，部队任务时常变化，有些战斗要求脱离实际，西路军根本无法完成，使得西路军疲于对敌作战，损失惨重。
他表示，孤军外线作战，任务应该非常明确，如果任务飘忽不定，时常更改，迟疑徘徊，就犯了兵家大忌。显然，西路军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任务变化多端。他认为，虽然当时敌我局势时常变化，西路军的任务才会出现改变，但是，在战略指导方面，不是完全没有失误的地方，恰恰是这些失误，才最为致命，使得西路军陷入长期的守势当中，一退再退，长期被敌人追着打、围着打，战士们疲于应战，时间长了，战士们的信心慢慢被消磨掉，部队的士气出现很大问题，这对于西路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徐向前认为，部队在西路军的行动上，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作为一路军，仅仅只是起着策应河东部队的作用，缺少一路军应该有的战略计划。每每有新的任务或者行动改变，西路军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慌忙进行，太多突发性。虽然对于河东红军和友军起到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个中问题，引人深思。
徐向前还表示，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制定任务要求时，不仅要想着主观方面，还应该考虑客观事实，如果一味地靠着部队的作风和顽强品质提出超过部队限度的问题，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二，西路军在战场上毫无主动权。在外线作战，部队孤军深入，没有支援，日日与敌人鏖战在一起，每天疲于应战，毫无主动性可言，这对部队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打击，只有掌握主动权，才能牵制敌人，才有更多的机会去消灭敌人。
可是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西路军却抢占要点，固守一地。在当时的敌我条件下，对西路军来说，运动战是一个很不错的掌握主动权的战术，可是并没有被使用。部队不进不退，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
敌人长年盘踞于此，根本不怕打阵地战、消耗战，部队损失了可以马上补充，可西路军不行，人生地不熟，老百姓在国民党及"二马"的宣传下，对共产党和红军抱有很深的敌意，想要在老百姓中取得帮助，也不可能。于是，武器弹药，粮食饮水，一点一点减少，战士们们也是牺牲一个少一个，部队战斗力越打越低，越打越输，越输越没信心，西路军就在这种循环之下，惨遭败北。
不仅如此，红军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如果西路军能将这些特长发挥出来，那肯定能遏制住连连败退的战况。
可惜，西路军受到任务要求和当地地形的限制，在敌人的骑兵之下，很多战术都无法使用，优势难以施展，只能被动地防御，难免受制于人，很少打胜仗。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徐向前表示，作为一支孤军深入敌后的部队，在与敌人的战斗中，指挥员应该审时度势，根据本身的任务要求和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战略战术，这样才能很好地找到敌人薄弱点，给敌人以痛击。
这就要求指挥员要有大局意识，要敢于担当，必要时候，要有"先斩后奏"的气魄，当机会来临之时，敢于向敌人亮剑，主动出击。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没有上级指示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不敢做什么，那就太过于盲从，部队想要扭转败势几乎是不可能的。
徐向前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个人心理包袱太重，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对于西路军的未来，没有自己的规划，只知道一味地服从上级给到的指示。
一旦上级有新的指示，陈昌浩就奉为圭臬，视为金科玉律，绝不敢有丝毫懈怠，当徐向前等一些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时，还遭到陈昌浩的批评。徐向前他们想要与其争论，结果陈昌浩拿着中央的指示，指责徐向前他们，最终，西路军错失战机，陷入极大被动。正所谓一步错步步错，西路军一路败退，一直处于守势，直至不堪收拾。
另一种是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前线指挥官对敌我形势是最了解的，应该相信他们的判断，有时候上级的指示已经不符合实际，可不执行又不行，这就导致部队朝着错误的行动路线进行。
西路军处于危机之时，共产党曾通过多方的努力进行营救，其中就包括将西路军问题提升到国共和谈、红军改编的问题上，甚至对于马军也派人与其代表谈判，甚至还想通过贿赂的办法让他们对西路军停止攻击。
可是最终都失败了，蒋介石利用和谈，假装答应令"二马"停止攻击，实则国民党内部则要求"二马"加大攻击力度，他们想要借此来消耗红军的军事力量。
李先念是红西路军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红西路军及左支队全部历程的经历者和领导者，特别是在左支队翻越祁连山的过程中，正是因为有李先念他们一行人的指挥，部队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战士们才能走出祁连山。他在西路军问题上，也有发言权。
1983年2月25日，他写成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就西路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的这一看法邓小平看后做出重要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可见他对西路军问题分析的角度是得到认可的。
和上述两位做过报告的同志一样，李先念也在开始就表明，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一直坚持在中央的指示下去执行任务和行动的，与"国焘路线"有本质的区别，不能单纯地与"国焘路线"划上等号。
李先念不仅结合主客观进行分析，还对当时国内外的局势作了剖析，以此来综合分析在国内国外局势的影响下，西路军最终兵败的原因。
他认为，就国内形势而言，当时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并几次考虑是否继续西进或东返，是为了策应河东主力和友军，但是当时西路军西进也有自己的顾虑，因此，在行动方针上，西路军摇摆不定，犯了兵家大忌，最终被敌人占据主动权，西路军每次都是被动应战。
他觉得，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徘徊了太多时间，诚然，是为了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但是长达三个月的徘徊，让部队失去了战机。如果当时西路军果断一点，急速西进，直奔肃州、玉门、安西地区，部队就不至于最后陷入消耗殆尽的地步，革命的有生力量也就能保存下来。
如果在保存力量的同时，部队能够通过一些措施，和苏联取得联系，得到苏联的帮助，那部队打回河东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苏联是否会提供帮助也未可知，毕竟他们当时想拉着蒋介石一起反法西斯，在当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国内算得上比较雄厚的。
李先念和上述两位同志一样，也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在客观原因的分析上，和陈昌浩、徐向前分析的没有太大区别。敌人借助兵力优势，在不利于西路军的地区对西路军展开攻击。西路军没有同敌人的骑兵作战的经验，损失惨重。
由于作战地区的群众受到国民党和"二马"的宣传，想在短期内争取到群众很难，部队经济又比较落后，后勤补给就成了大问题，这也是西路军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先念还深刻地指出，在西路军中，虽然张国焘已经不在西路军中，但是他的影响还在，毕竟当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还没进行批判。没有批判，改正就无从谈起，他的一些思想被西路军其他指战员吸收，来不及纠正，等到队伍到了关键时期，他们的一些"国焘路线"的思想就冒了出来。
西路军很多人觉得可以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针对这一问题，徐向前提出反对意见，他根据事实提出自己的看法，陈昌浩却不进去，严重轻敌，西路军的失败与这不无关系。
在报告的结尾部分，李先念也阐明了自己写出这份报告的初衷，他觉得，有些关于西路军的历史评价严重失当，他的这份报告，可以提供给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们一些参考资料。当时一些人认为，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这都是在缺少历史材料，没有弄清事情原委下的不当言论，有失公允。他强调，在西路军的问题上，依然要始终贯彻中央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尽可能地符合历史事实。
陈云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到西路军问题，他表示，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他自己有关的事情，虽然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还是想弄清楚。
1981年11月22日，李先念提到西路军问题，在之前，他也看过一些人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分析，有些对问题分析不够透彻，有些甚至简单粗暴地将西路军过河说成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对此，他不敢苟同，并且说不能这么不顾客观事实地分析问题。
次年2月，陈云与李先念交谈，让李先念准备一份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材料，他想具体了解一下西路军的问题。李先念应允，随后开始根据自己了解的和多方查阅的资料，耗费一定时间才将报告材料准备完毕。
又过了接近1年的时间，陈云收到李先念的电报，仔细阅读，根据他多方的了解，确信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他让李先念将这份报告发给邓小平，邓小平看后，也比较认同他的报告。
西路军的行动最终是失败了，但是战士们的付出和对敌人所造成的伤害不能被遗忘。
他们在敌我兵力装备不对等的情况下，发扬红军顽强的作风，与敌人拼死血战，面对数倍之敌 ，他们丝毫不惧，让敌人损失了2.5万余人，打出了红军的威名。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在与敌人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积极创建苏维埃政权，在当地留下了革命的种子。
特别是西路军余部经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走出祁连山，到达新疆，培育了一批军事骨干，为后来人民军队各技术兵种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西路军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那他们在战斗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所留下的影响，就是尽可能地挽回了损失。
文/T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