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失踪女子生活照
“杭州女子失踪”事件，因至今仍无定论，已被舆论默许为“奇案”。事发后，家属查看小区内多处监控，没发现人影；与此同时，警方对小区的天台，水箱，窨井逐一排查，均未发现线索。只是，女子已经失踪十多天，仍无音讯，不免会让人往坏处想。
然而，基于现实的案情，因没有有效的线索能打开局面，导致舆论对案情的可能性想象，呈现出“发散效应”。目前来看，“失踪女子”的丈夫算是“舆论现场”中的“核心人物”。因为，对于暂无有效线索的案件来讲，只能从“枕边人”进行突破。
毕竟，在案件没有破解之前，这应该算最直接的“突破口”。只是，比起警方介入案件的严谨性，舆论的揣测就显得比较松散。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推定逻辑中，都是参照过往发生的惨案模型进行分析，并不是就事论事的“破案”。
这导致“案情”本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谁发散的案情更刺激。坦白讲，从“女子失踪”到“全民破案”，就“舆论现场”而言，案情所激发出的关注度，让人感到非同寻常。因为，当“人均侦探”成为现实时，我们根本无法鉴别舆论到底是在“关注案情”，还是在“消费案情”。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正是因为案情还没有进展到实质性的环节，才导致非专业性的推论会大行其道。比如，根据情感现状，经济状况，个人异常，推论可能存在的案情推动。而对于“人间蒸发”的现实解释，更多趋向“碎尸和藏尸”的可能性。
对于这些基础性的案情分析，可能警方早已想到，只不过在没有确切线索的时候，不易过度声张。这种情况下，“舆论现场”中的破案热情，就被推向明面。因为，对于奇案的存在，就围观群众来讲，除却有弄清真相的好奇心，更为真实的底层逻辑里，其实是担忧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毕竟，一个“大活人”突然失踪，这总让人感到几分惊悚。从失踪者的角度来讲，她才52岁，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应该不至于十多天不联系家人；从外部环境来讲，既然公共区域的监控设备都没有抓取到失踪者的行迹，这就更加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于此，“最坏的可能性”就成为舆论探讨的物料。因为，对于女性失踪来讲，具有天然的想象空间。比如“情杀”，“性侵”等。这些可能性的存在，当然也不是舆论刻意杜撰出来的可能性。而是，归拢过往惨案总结出来的可能性。
因为，对于“舆论现场”的探讨，本就是“吃瓜为主”，“关注为辅”。甚至，有些人只是模糊的知道案情，就开始有模有样的进行案情分析。所以，回到“舆论现场”的本质上，“消费的意义”远大于“关注的意义”。因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远处的生死未卜，确实是不相通的。
当然，“舆论现场”之所以能被真实的看到。就在于社交媒体时代，可以将过去分隔在各处的小舆论场，有机的整合在一个时空中。并且，让关注本身不再受时空的限制。因为，过去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根本不会传到太远的地方。
所以，根本性的变化，并不是人们的猎奇意识在升级，而是传播的通道被全面打开。所以，八卦不再是小范围内的八卦，猎奇不再是小范围内的猎奇。只要认知层面能抵达的地方，万物皆可云。于此，后真相时代就真的到来了。因为，比起真相的直接，人们更热衷追究真相的过程。
只是，这个过程中，因为信息的不对等，认知的差异性，往往会让事实变得面目全非。所以，有时候“舆论现场”更像是杂音的现场，争论到最后，早已失掉争论的样子和争论的目的。因为，对于当事者的感受，往往是被忽略的。甚至，就算真相摆在面前，依然有人不认可。
安德烈·布勒东说，想象是趋向于变成现实的事物。这其实是反向解构舆论的力量，因为就以“杭州女子失踪”事件来讲，发生的时间越长，想象力的准确性越大。这种逻辑，从失踪女子丈夫的报警节点也能看得出来。7月5日5:30左右，当事男子发现妻子失踪，7月6日19:00时选择报警。
也就是事发一天半后，感觉事情不妙才去报警。因为，对于正常人来讲，不可能找不到人就去报警，这里面存在熟人范围内寻找的过程。所以，有人质疑失踪女子丈夫报警的时间节点，多半是并没有考虑到常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质疑也是可以存在的。
因为，在一切还没有定论之前，任何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只是，当“舆论现场”过早的立起案板，准备审判失踪女子的丈夫时，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那么妥当。因为，当警方还没有实质性进展时，公开的指控失踪女子的丈夫，很容易形成“误伤”，这在过去也是常有的事儿。所以，不妨等一等警方的行动再说。毕竟，整个事件中，失踪女子的家属“最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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