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口红利就是建立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可以充分容纳就业的基础之上。如果存量人口的就业和收入增长难题尚面临无法逾越的障碍，何谈人口优势？
文 | 李铁
感谢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应。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终回避了人口结构、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论证人口多少的焦点问题所在。
首先我们能够对比的参照系就是发达国家，毕竟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在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就是美国，但也只是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多。其他发达国家中，总人口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就是日本，人口为1.27亿，相当于中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多。
如果仅用这些国家作为对比，来说明中国人口的多少，应该没有办法进行参照。而如果要对比人口质量，那就涉及到人均GDP、就业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人均占有资源的水平等。
按照此方法比较，中国人口总量多的劣势显而易见。因为只要涉及到人均指标的比较，我们在世界上的排名就大大靠后。
我们提出的人口发展政策涉及到发展目标，是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看齐，还是与欠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如果向发达国家看齐，当然我们还要力争让各项人均指标的水平取得较大幅度的提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而空谈人口数量的增长或者是忧心生育率下降会导致人口减少的危机，意义何在呢？
虽然根据不同的统计标准和预测方法，可以对未来人口数量有不同的预测结果，但是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为臆测。
虽然梁建章的预测是基于中国的生育率降低到1.1左右而得出的，甚至得出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会降低到6.71亿人的结论。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可靠，因为联合国关于人口的预测有9种方案，梁建章采用的是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即使是按照他的方案，2100年中国人口降至6.71亿人——这仍然是美国现有人口的两倍多。何况发达国家的人口也在下降。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亿，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亿人口，到时如果各项人均指标能达到美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现有的水平，怎么说就是人口危机呢？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做出选择，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质量，还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更少人口创造更多价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务标准，实现更强的竞争力。这是我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复强调的，可能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
而且，中国还会有更多的关于生育的政策红利可以释放，例如放宽或者取消现在的控制生育政策，也会带来人口生育率的变化。但是至少到现在，我并不认为中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而且仍然存在着如何解决更多人口的就业和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挑战。
梁建章反复强调人口数量与劳动力过剩没有关系，这代表了一部分人口学者思维上的严重误区。我注意到一些人口学者在提出中国未来会因为人口减少会引发危机时，反复强调“人口红利”的重要性。但难道“人口红利”仅仅就是指的人口增长和消费吗？显然不是。
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是因为一方面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很低。而所谓的红利，就是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就业，何谈人口红利？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充足的能力吸纳更多的就业，同时还能保持收入水平的增长。因为就业的人口红利无法持续，显然指望由于人口过多而带来的消费市场膨胀的预期也很难实现。
如果仅看人口数量，而忽视人口质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国家与外部世界竞争的现状，当然就会得出“人越多越好”的结论。如果人口数量多了以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或者是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过低，那么如何能够证明“人越多越好”？假如认定人口数量是第一大优势，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其他国家还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人口优势如何体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也是分歧所在。
举个例子，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大拖累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即使是年轻人总量足够多，但是如果解决不了充分就业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国民收入水平低和公共服务能力弱的问题，同样也解决不了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公共卫生保障问题，那么这些国家如何与发达国家竞争？如何摆脱长期困扰它们的贫困问题？我们总不能睁眼说瞎话，认为这些国家的人口越多对世界来说是好事，认为人口多是未来的发展机会。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中虽然是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而面临的另一个现实是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社会保障能力孱弱。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只选择农业转移人口的情况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中国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人。以现行学制年数为系数，结合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数量（见表1）计算，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为9.73年。
当然，因为没有考虑学制的差异，也忽略了肄业的情况，所以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略有高估。也就是说，近些年由于国家大力提高教育，中国农民工平均已经基本达到了初中水平。这仅仅是农民工的情况，如果将农业就业人员考虑进去，那么平均受教育年限还要降低。
实际上，大部分农民工在50岁左右就会离开就业岗位回到农村。根据农民工年龄结构（见表2）计算得出50岁以上农民工为7153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4.6%，相当于总量的四分之一。假定2.2亿16-50岁的农民工都是50岁就回乡，意味着他们在城镇至少将少就业10年。这10年可以折算成劳动力约4855万人，相当于各类城镇务工就业的实际人口比现有农业转移人口又减少了将近5000万人，也就是说，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实际吸收的农业劳动人口为2.4亿多人。
如果从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来看，中国2019年农民工月均工资为3962元人民币，折合564美元。按照农民工每年工作约10个月计算，其年均工资为5640美元。与欧美日年平均工资为3万-4万美元相比，中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仅相当于前者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再看中国2019年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为1.6万元人民币，约折合938美元，仅相当于欧美日国家人均工资收入水平的三十分之一或四十分之一。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占中国总人口56%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怎样才能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这仍是中国发展中的重点难题。存量人口的就业和收入增长难题还悬而未决，难道通过继续鼓励增加人口，就能使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即使未来再给我们80年的时间，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的态势下，如何实现梁建章他们信心满满的人口优势？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口总量继续增加，那么显然就要增加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支出。2019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仅为GDP的3.49%，而巴西为6.24%，英国为5.49%，德国为4.8%、美国为4.6%、俄罗斯为3.74%，韩国4.59%、日本为3.19%（图1）。中国30岁以下人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约为920美元，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2018年，中国人均医疗卫生总费用为4148.1元人民币（627美元），这一数字仅相当于美国2017年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0246美元）的十六分之一。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国力在增强。确实，虽然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国力确实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口基数过大，导致人均国民收入等各项人均指标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很长时间内难以缩小。这就是中国发展中面临的人口困境。仅就公共服务差距而言，如果要使人均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到和发达国家同等标准，那么就需要国家财力成数倍甚至十数倍的上升。我们在未来的50年和100年能做到吗？
按照梁建章的观点，人口少了可能就会面临发展危机。但是这个判断是建立在海量人口规模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有限的人口规模基础上，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正是因为人口过多，使得我们在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的时候面临着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困境。即使到了2050年，甚至是2100年，我们仍然会面临着这个困境。
除非，未来中国有能力把世界上最多、最优的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能通过各种方式把全球财富吸引到中国来。或许，这一切能成为现实，但前提是人口质量得大幅度提高，这样才能使有限的人口规模发挥出巨大的创新作用。这一理想化的结果，还是在不考虑外部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是目前中国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