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永林 太原市南内环双语学校校长
四十年代，父亲不满十八岁就当上了村里的武委会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前线缺人父亲带头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临近入伍，村里的党支部要突击为准军人解决婚姻大事，母亲经过党支部书记一番政治思想工作后，点头同意了这门婚事。
当年，母亲不仅模样好还有文化。村支书也可谓人里头挑人选中了母亲将母亲许配给了村里最进步的父亲。看来村支书还是很有眼力的，否则一般般的姑娘是配不上武委会主任的，更何况当年的父亲血气方刚，英气逼人。母亲生前与我聊天时流露过些许她对婚姻的尴尬与无奈。母亲如是说：“那时候我年龄还小刚上完学准备去当教员，村里也不时兴自己搞对象，既然村支书出面说媒我也就默认了。再说了，你舅舅当兵牺牲后你姥爷正与你姥娘闹离婚，家里连个做主的男人都没有，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出嫁了。哎，婚后我才慢慢发现他是个二气气的人。除了共产党、闹革命、革命工作、阶级斗争，一辈子没和我说过一句贴心的话。有什么法子呢？不称心也不敢啃声呀，因为那是军婚，那时候，破坏军婚可是罪过不轻呐。自从有了你大姐，我也就认定了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们过了一辈子吵闹了一辈子，或许这也是我们前世的缘份。”
父亲活了一辈子，跟着共产党革命了一辈子。大大小小的运动他没有落下一次，各种各样的斗争他没有一次不被卷入进去。反四人帮时据说他是干将，清理四人帮爪牙时他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改革开放初期他也不甘寂寞涌入了潮头。他从一个国营企业借调于省城一家商贸公司。他不会钻停薪留职空子，他把他的档案也带走了，他天真地认为商贸公司的上级单位会解决他的人事调动问题。天有不测风云，没几年这家商贸公司倒闭了。他怀揣档案两边没有了着落，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失去了单位失去了组织的自由人。父亲一辈子把他的军功章与档案视若珍宝走哪随身带哪儿，他生怕他的革命履历无法证明，生怕失去了组织与党失去了联系。他临终前还惦记着交党费这件事，没有单位无法缴纳党费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与心病。姐姐为了安慰他，代他向老家村党支部缴纳了一大笔党费，并让村党支部书记出具了证明，亲自交到了他的手中，他才算得到了些许安慰。
闲居家中后，近四十年他没有领过一分钱的退休金。如果从他十三岁就为地下党偷运日本人的子弹算起，他至少应该算离休老干部待遇。当我们为他叫屈时，他把脸一沉说：“我比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已经非常幸运了，你们喊什么冤叫什么屈呢？你们给老子记着，不许你们说共产党的坏话！”弥留之际，父亲上气不接下气，眼睛微闭，断断续续地说着胡话：“看！看！前面有碉堡。老赵，老赵！你在哪儿？”
父亲生前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老赵是他的首长。在他的卧室还有一张老赵一家人的全家福黑白照片。侄儿纳闷，爷爷床头不摆家人的照片，为什么摆着一家陌生人的照片。真是不可思议。侄儿不理解，其实我这个儿子也不理解自己的亲生父亲。
父亲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平日里他们是不大往来的。姑姑曾对我们说：“哎，我那亲哥哥自从信了共产党就六亲不认了。不是我嫂子撑着这个家，哪有现在这么一大家人呢。哎~哎~，这么一大家人就苦了我嫂子一个人啊。”父亲听后怒不可遏道：“村妇之见，一派胡言。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这一家人呢？”姑姑也不含糊，遇到这样的话题总是要与父亲理论一番“共产党会生孩吗？你这五个孩不是我嫂子给你生养的吗？我就不待见你云山雾罩不着边的话。”兄妹俩不见想见，见了面三句话没说完就吵起来了。姑姑从老家来太原只是看看也不过夜就匆匆回老家或去表妹家了。姑姑活了八十多岁，早几年就先父亲而去了。姑姑的离世似乎也没有对父亲的心情带来多少的影响。
父亲病重期间，有一天突然喊起了叔叔的名字，我猜想父亲是想见见他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兄弟了。叔叔来家那天，父亲看上去比前几日病情好了许多。他示意我拿出他的黑色小挎包，他从挎包里面拿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面写着：“内装六千元现金留给成柱用。”父亲努力睁开双眼直盯盯望着叔叔，用颤巍巍的手把信封塞在了叔叔的手里。“我不中用了，这点钱留给你，你要保重身体呀。”说完父亲的脸颊滚落下来两滴晶莹的泪珠儿。我从未见过父亲流泪，我无法想象我的父亲也会流泪。
父亲一辈子喜欢舞刀弄枪打拳练舞，病重前一个月还与侄儿扳手腕以显示他的硬朗和坚强。平日里，他不让我去探望他，每次都是他电话与我，去我家里小聚一会儿。他从不在我家吃饭，每次去我家里他都要带些吃的。他说：“我知道你忙，你不用替我操心，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搞教育不容易，你一定要保证小孩们的安全。你一定要有政治头脑，勤看报纸听新闻联播紧跟形势。”去年腊月他让侄儿捎话让我抽空回趟家看看他，因杂事较多我晚回了两天。他有午睡的习惯且是雷打不动不许任何人打扰他，那天，我似乎忘记了这些，大中午时分我就心神不安急匆匆赶回了家。我还未进他的卧室门就听见“扑通”一声，我急忙打开门，父亲从床上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尿盆也被打翻了，父亲赤裸的身体倒在了满地尿液中。我霎时间蒙了，不知如何是好。父亲平静地说：“把我抱起来，帮我穿好衣服。”一个月未见面怎么一下子就成这样了？我赶忙喊来了家人帮着父亲穿好了衣服。他坚持要系上皮带把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别在皮带扣上，还要穿上皮鞋。他让我们扶他去客厅，他不想让人看到他已经病入膏肓的模样，他还想像一个军人一样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与我们训话。三弟问他有何交待，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一个穷当兵的人有什么可交待的？没有。”他要去医院治疗，他还想着天气暖和了去南宫古董市场。在医院的一个多月里他没有一丁点悲观厌世的情绪，他一直相信医院能治好他的病，他浑身插满了管子却没有喊叫过一声。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我们陪同他回到了老家。凌晨时分他在急促的哮喘中慢慢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走得很安详。伴随着正月里的锣鼓声与璀璨的烟花，他的灵魂也飘然而去。
母亲是2008年冬季去世的，父亲面对母亲的离去似乎显得格外的平静，父亲为母亲写过两句挽联落款为革命战友。他们两人一辈子说不到一个频道却相濡以沫了一生。
文革期间父亲被学习班控制，母亲带着我去给父亲送饭，一日三餐。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又舍不得坐公交车，无论去哪儿都是步行。母亲个高腿长走起路来总是大步流星。母亲显瘦略有些单薄，平日里话也不多，但是母亲与学习班管教干部们质问起来却是理直气壮。他们在私下里议论：“老毛走了什么狗屎运娶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婆，还是个人民教师。”
文革时期父亲忙于闹革命，家里的大小事情全由母亲一人承担。搬家垒墙盖厨房，买粮买菜挖地窖，刨红土打煤糕，这些男人做的活儿都是母亲领着我们一起做的。有一次，我与母亲拉着平车去买粮整整排了了一天的队，回家时天色已黑，我和母亲正巧遇上了闹派性的两支队伍打仗。口号声、吵闹声响彻云霄，子弹从人们的头顶嗖嗖飞过。天呐！那可是真刀真枪真子弹啊，穿着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人们喊着叫着冲杀着，就像战争年代的战场一样，你死我活地战斗着。那年我七岁，1967年的一个冬天。据说，父亲的一个同事，也是父亲的好朋友，就在那天死于非命。
母亲是教师从来没有说教过我们，她对我们的教育就是身教。她用她的言行默默地影响着我们，她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做一个好人，怎样做好一件事情。她对我们也没抱有多大的希望和多高的要求，她的希望就是儿女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够自食其力，成家立业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我高考那年，母亲也没有多问过我一句话。在她看来，考上考不上大学对人的一生并非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母亲一生用心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她一辈子没有想过改行，一辈子没有想过做官，一辈子没有争过什么名和利，一辈子没和任何人红过一次脸。母亲身为女人，一辈子也没有讲究什么穿戴打扮，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没有穿过裙子。
母亲一辈子宠辱不惊。家境改变后，母亲手里的积蓄也积攒了不少，可是母亲从来没有乱花过一分钱，她常对我说：“过日子，办学校一样，钱要省着点花。千万不要没计划乱花钱。”母亲把平日里省吃俭用的钱攒了下来悄悄地捐给了老家，一再叮嘱村委会不要说她的名字，不要声张。她临终前曾嘱咐我们：“如果你们有条件了尽量给老家做点好事。”做个好人多做点好事，这就是母亲留给我们兄弟姐妹的精神财富。
她希望我们兄弟姐妹要团结，做人不要失去了人情味。母亲在农村教书时我们就住在村里，与房东相处得就像一家人，我们在太原没有亲戚，离开村里十多年了，母亲每年正月都要安排我去房东家拜年。房东大娘去世后第二年，母亲特意给我安排了些礼物，让我再去房东家看看。母亲说：“大娘去世了才一年，咱不能让人家感觉到人走茶就凉了。该走动时还要走动走动。”
小的时候，我们一家没有一张像样的被子，二姐是盖着父亲的军大衣长大的。母亲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即使我们再穷，母亲也没有忘记接济老家的亲戚，没有在礼尚往来上失过礼。
母亲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在寒冷的冬季，她总是第一个到学校把办公室和教室的火炉烧旺，再把卫生搞好，等候着同事们孩子们的到来。母亲教了一辈子书，给差生补了一辈子的课。每当考试前，家里床上、桌子上到处爬满了补课的学生，母亲一边做家务，一边还要辅导那些当天没有学会、没有学好的学生们。所有的补课完完全全是义务的。
母亲的一辈子把她的心血全部操在了学生的身上，操在了儿女们身上。晚年，她不仅替我们操心，还要为我们的儿女们操心。二姐工作忙常常回家晚，母亲不等到二姐回来是不上床睡觉的。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已经深夜了，母亲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打盹儿，两鬓斑白嘴角还留着些许哈喇子，曾经俊秀的脸庞布满了道道皱纹。那天，我才发现母亲老了。
那天夜里她自己起身去关窗户一不小心从沙发扶手上摔倒在了地上，骨折了。她不愿麻烦人，没有好好卧床休养就下地干活，最后导致骨折无法愈合。母亲临终前是非常痛苦的，骨刺折麽的她疼痛难忍，无奈之下，她最终同意了手术。没料到手术失败，母亲再也没有睁开双眼再看看她一生牵挂的儿女们，就匆匆离去了。
母亲走了，父亲也走了。他们在那边还过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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