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日本家庭妇女山下英子搞了个“断舍离”，出书立说，受到追捧，在中国也蔓延开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渊源很深，儒家、释家和道家均有牵连。按说中日传统文化不推崇极端性的生活实践，山下英子的“断”“舍”“离”，都是毅然决绝的做法，想来是生活的境遇，让她苦不堪言而咬牙切齿地下了狠手。
“断舍离”说白了就是减少需求。许多学者说，日本失去了“十年”或是“二十年”，经济要死不活，或许与这种“断舍离”不无关系。想想也是，政府、商家外加学者不论如何刺激、广告、引诱，打死也不买，买了的还扔出去，再劝说全日本人民比照执行，日本经济要还能好，岂非咄咄怪事！再一想，中国的男女老少若是“断舍离”起来，我们的经济会走到哪个地步呢？
在过往的经济生活中，物质产品的丰富，几近就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物质产品的拥有，几近就是人类自由和幸福的别名。这与过往物品贫乏的短缺经济相关。确实，要这物件没有，要那东西不在，人类哪来自由，幸福更是遥远。它激发起人类生产的高度热情，引动了市场制度的强烈扩张与繁荣。结果是，经济高速增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发达区域、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甚至出现了某种形态的“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
1929年至1933年之间发生了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被称为“大萧条”。大萧条从美国开始，以1929年10月的股灾为开始，随后席卷了全世界，各国经济都遭到重大打击，美国失业率一度飙升到25%（来源：Wikipedia）
就在各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一次又一次地政策刺激、结构调整和消费鼓噪，试图消化整个社会的“产品过剩”和战胜“经济危机”，再掀起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时，回头一看，老百姓家里的“产品过剩”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居住空间被越来越多的产品占据，附着在产品上的自由和幸福荡然无存；更有甚者，过多的产品反过来限制了人的活动时空，使用产品的人被产品奴役。
过往的经济生活反映到经济学里，“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一直是主核，“将馅饼做到最大”成了经济学追随的头等重要目标。不论是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学说，无一例外地努力去发现生产提升的奥妙，经济增长理论始终占领着经济学的大半壁江山；人与市场的关系甚至可以简化为人与生产的关系；经济学里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几乎完全等同于物质产品。
鉴于源自经济生活的“生产”经济学，反过来会“教化”人们去从事经济活动，经济生活也就更为偏重“生产”；偏重“生产”的经济生活，又以叠加的方式，反复强化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就这样，“生产的”经济生活和“生产的”经济学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制造出了人与市场关系的一种巨大倾斜——供给优先，供给为王，供给就是一切；甚至于有这样一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言下之意，物质产品供给再多，人类的需求都能够消化，而且是自然而然地消化。
今天手机已成为更换频率最高的电子产品，因为新技术的创新在手机领域非常突出，每一个技术细节的创新都可以成为厂商推出新款手机的理由。而因为这些并不具有颠覆性的创新就购买新手机，来取代还没到使用寿命的旧手机，往往对消费者来说并不是理性的选择（来源：eastside-online.org）
可悲的在于，当物质产品的丰富达到某种高度，经济生活已经出现社会性的“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时，经济学囿于自身历史的惯性或“路径依赖”，仍然从生产或供给角度思考问题，寻求答案，提出新的经济增长政策建议。那些以“供给学说”为名的诸多经济学理论，完全不睁开眼睛看看面前的现实，我行我素地坚持在“供给”一方海天阔论。
在这些经济学看来，“供给”才是解决“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的最终和最佳药方——“以毒攻毒”从来不只属于自然界，也属于社会经济生活；只有“供给”越多，产品才越不“过剩”。
这就不得不从需求一方来看问题了。要使“供给”增加得到圆满消化，相应的需求就是必须的，一些冠名“需求学说”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经济学从“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向“消费理论”或“需求学说”的转向，这仅仅是为了证明“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的逻辑成立而被迫添加的附加理论假定，并非立足于人类历史或现实的真实“需求”而来的理论成果，说其为“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的辅助部分更为贴切。
“生产的”经济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潜在前提，认为人对于物质产品的需求欲望是无限的。只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存在，需求无限扩大的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性。由此，经济学家们“逻辑地”推演出了满足需求欲望的制度性建议，告诉人们，经济世界只需某种社会宏观政策的“猛药”，例如让老百姓拥有足够多的收入或货币工具，吸纳任何量级“供给产品”的“天然黑洞”就将出现。
刺激投资，鼓励生产，加大供给，其作用恰恰就是提供给社会更多的满足需求欲望的收入或货币工具——“供给”并不只是意味着生产出来物质产品，它同时意味着提供消化这些物质产品的所谓“有效需求”。通俗说就是，新生产出一件产品，生产者相应得到一份新的“购买力”，它一方面消化新产品，一方面带动更多的需求。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便以光怪陆离的形式变幻，登上了一次高于一次的峰峦。
在此值得一说的，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从字面上看，这种理论并不是“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而是十足地道的“需求学说”。经济学界称凯恩斯的理论为“凯恩斯革命”，正是看到了他从需求一方入手来分析经济运行的不同，一反历史上的“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而论之，标新立异，令人耳目一新。
最要紧的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诊断，为治疗“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疾痛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这就是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或公共工程，增加货币投放等，来增加“有效需求”，消化“产品过剩”，战胜“经济危机”。由此看，凯恩斯破天荒地开启了“需求学说”之途。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反自18世纪亚当·斯密以来尊重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预的经济学思想，主张政府应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经济萧条（来源：Wikipedia）
“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就业理论，就业却不过是生产的另一种说法。他的“充分就业”学说，就是希望全社会有就业能力的人，都能够获得工作机会，人人“乐业”而达到全社会产量的最大。显而易见，这是明白不过的“将馅饼做到最大”的“生产理论”，也就是从市场角度来看的“供给学说”。“凯恩斯理论”与其他学说不同的，并不是他如何地远离了“生产”或“供给”，也不是他如何地转向了“消费”和“需求”，而是他看到了“生产或供给并不能够自动生成需求”，因而需要对“需求”进行干预，以保证全社会最大化产量的“不过剩”，不发生“经济危机”。
为什么“凯恩斯理论”会在以往的经济实践中，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受到推崇？恰恰是因为它为“供给最大化”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政策建议，对战胜“经济危机”贡献了一种短期见效的办法。从根子上说来，“凯恩斯理论”仍然是“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只不过有了“需求”的视角而已。
或许这样的结论会引来激烈的争议，但有足够的理由认定，迄今为止的主流或非主流的经济学，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理论”或“需求学说”，更谈不到由此而来的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从人类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生活需求来构建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基于人类自由和幸福的需求来构建的经济学理论，还没有萌芽。
然而，经济世界的现实，正在无情地鞭笞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学说，迎接一场经济学真正革命的到来。
当下的经济世界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错位：一个是家庭和外部社会的错位，即外部社会继续狂热生产和家庭内部物质产品严重过剩之间的失衡；一个是家庭和物质产品的错位，即家庭由物质产品的主人转变成仆人的颠倒。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扭曲终究是要归位的。两个错位显然在期待一次纠正，一种反转，一场革命。
山下英子的“断舍离”本是解决自己居家问题的。不买进不需要的东西，处理掉手里没用的东西，让家的空间宽敞起来。不曾料及的是，一个让家庭成员获取舒适感的举动，赢得的不只是大的居住空间，还有内心的自由自在，因为从此不用再对过多的物质产品牵肠挂肚、劳心费神。更不曾料及的是，山下英子不止一个，而是成千上万，聚合起来就是一个时代。要知道，那些“断舍离”的东西，曾经满足过无数山下英子的欲望，转眼便无情地束缚了她们的心灵。心无自由，便无舒适，更谈不到幸福。山下英子们痛下决心“断舍离”，理所当然。
它预示着人类从物质产品拥有的“极度偏好”转向“适度”；这也是一次人类经济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一味扩张生产的高速增长将被平衡生产的适度增长和不增长所代替；这更是一种人类理解自由和幸福真义的启蒙，拒绝物质产品对人的奴役，回归自由自在的状态将主导人类精神生活。我们不惊奇这种“归位”运动的到来，我们只是略微地惊讶，它为何会源起于如此普通的生活场景和如此普通的生活人群。
相应地，“断舍离”也预示了一场经济学革命的到来。
这场革命的表现形式，是纠偏过往经济学畸重的“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真正从需求约束的视角或是供给、需求相互制约的视角，理解经济现实，总结经济运行，提炼经济逻辑，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这场革命的深层本质，则是围绕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实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生产之事”到“生活之人”的转变，推动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从服务各种经济体向服务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靠拢，开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具体细微事实到一般宏观逻辑的探索。可以肯定，这场革命将展示一幅崭新的经济学画卷。
首先是人类的生活场景，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由“生产之事”向“生活之人”转变的自然结果。经济学整体而言，是研究人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学说。过往的经济学偏重从生产或供给角度来看待人与市场的关系，大量的理论学说都是就生产谈生产，就增长谈增长，没有需求方与市场的直接关联。
即便是那些称之为“需求学说”的经济学，要么依附于“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要么完全从理论的抽象入手，设想需求的类别和人类的心理偏好，并非从经济现实而来形成“需求学说”，缺乏经济生活的基础，缺乏人类历史的支撑，很难说是名实相符的“需求理论”。
过往历史的真实背景，其实是千千万万的山下英子们渴求物质产品，造就了生产或供给的持续繁荣，让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或“供应学说”为时颇久地火爆耀眼。当山下英子们开始“断舍离”时，生产或供给必然受到巨大的冲击，过往入不了经济学“法眼”的普通家庭琐事，如今就根本不可或缺——山下英子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不再是飘散在经济学历史风中的尘埃，而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要素。甚至于，经济学可以梳理过往山下英子们渴求物质产品的历史，重新构建以往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逻辑地展示人类对待物质产品从“拥有狂”到“断舍离”的变化过程。这样，山下英子们从理念到行为转变的前后历史，就将完整地成为经济学内在的连贯逻辑。
其次是关心人类内心的自由和幸福，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导向。人类对于自由和幸福的感受与理解，是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换句话说，社会历史的前行，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观是变化的，由低向高移动，构造出上行的历史层级来。经济学与这种历史层级，有着天然的、直接的关系。
在短缺经济时代，人类的自由和幸福与物质产品的多寡紧密相关，经济学研究以“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为主核，实质上，就是通过研究“如何将馅饼做大”，将人类从物品匮乏的“不自由”和“不幸福”中解放出来；只不过，那时“生产的”经济学，过于偏重在物质产品生产理解的表层，未去探求究竟是什么驱动着“生产的”经济生活——人类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拉动生产的巨大力量，完全消隐在“生产的”理论学说之中。经济学好像无关乎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其本有的高贵品质被自己的狭隘研究眼光所遮蔽。
“断舍离”从人对物质产品态度的根本转变，将当下人类对自由和幸福的理解，清晰地展示出来。如果说，过往的经济学在混沌之中，通过对物质产品的“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的贡献，无意识地服务了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那么，山下英子们的“断舍离”，则直接将内心对自由和幸福的感觉，表达了出来，让经济学在研究物质产品的需求之中，看到了人类自由和幸福的真实诉求。这是一个拐点性质的时刻，经济学深入到人类内心中去的时代到来，物质产品掩盖下的自由和幸福直接地走进经济学的学说。
经济学从理解人类存在的价值，理解人类内心的自由和幸福入题，从根本上去理解人类需求的特性，进而理解人与市场的关系，理解“生产”或“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合理均衡，而不是“需求欲望无限论”下的单向“生产的”经济学的畸形发展。
由此来看，经济学的发展经历，就是关心人类内心自由和幸福的历史，只不过，过往是在物质产品“生产的”表层无意识地关心，而如今则直接进到人类内心去理解而已。我们所说的全新经济学画卷的展开，这里给出了最为核心的部分。
既然研究的重要内容将是人类的生活场景，研究的目的是要服务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那么，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就是必然的。“断舍离”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山下英子微观的鲜活生活故事，聚合出了千万个山下英子对物质产品需求的宏观经济大局，那么，从真实的经济生活里，去发现“断舍离”类的小事，理解并分析其中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成分，以及这种成分可能的广泛代表性，进而预测“小事”合为“大势”的走向，就是未来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内在要求。这就是“解剖麻雀”而认知全体麻雀，甚至于认知同种鸟类的方法，以及“由小见大”或“见微知著”的类比逻辑演进方法。
这种方法与过往经济学最大的不同在于，真实的经济生活是经济学的起点；经济生活的历史演进轨迹，同时就是经济学的逻辑发展路线。换言之，经济学的方法，与其说是经济学家头脑里的思维构建，不如说，是经济学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发现和总结更为贴切。我相信，这种从微观的经济生活事实出发，演化成宏观经济逻辑的经济学方法，将逐步主导经济学的研究。
尽管经济学革命到来的信号日趋强烈，颇为遗憾的是，当前大量的经济学者仍然承受着历史的积淀负重前行——“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热度不减，名实不一的“需求理论”也还热闹非凡，但就是对眼前经济生活中预示着未来“大局”的“小事”视而不见，着墨无几。不错，作为带有划时代特征的经济现象，“断舍离”类的经济生活故事，迟早会成为经济学家们言说的话题；人类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也必将为经济学家所热衷探讨。然而，及早地在这类经济生活现象里，去发现共性，总结规律，提炼逻辑，构建全新的经济学学说，比起那不得不说时的“事后诸葛亮”理论，更有益于我们认识眼前的经济世界和改造这个世界，造福于人类。
作者简介：陈彩虹，195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祖籍湘乡市。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高级经济师，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经济人”的理性》《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世界大转折》等十多部著作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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