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的整个总统任期内，他一直都在Twitter上发表他对每一次迂回曲折的看法。因此，很多人都会认为，在整个美国历史上，技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失调过。
如果你思考一下哈佛大学美国历史学教授吉尔·勒波雷(Jill Lepore)的观点，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她说，美国的政治和通信系统一直围绕着技术出现乌托邦式和反乌托邦式的愿景，这是过分相信技术变革能解决政治问题的结果，并将此追溯至建国之时。
《这些真理：美国历史》(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的作者莱波雷(Lepore)说，宪法的制定者认为，宪法本身就是一台为最终的政治表现而设计的机器，“它会一直无限延伸下去，不会崩溃。”
19世纪中期，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曾对蒸汽船和电报寄予厚望。根据莱波雷的说法，道格拉斯还对摄影这种民主的艺术形式抱有极大的信心，认为它有可能“帮助结束奴隶制”。
此外，道格拉斯认为摄影可以终结种族歧视，因为“如果人们能被准确地描绘出来，而不是在种族主义漫画中，没有人会相信种族主义的谎言”。
莱波雷现在看到了道格拉斯在激进主义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斗争中的信念的回声。
莱波雷说，随着广播和电视等新技术的出现，引入标准是为了对不同的政治观点进行平衡的报道，但是这些标准最终会被抛到一边。
她指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1949年建立的公平原则，后来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执政期间被废除。
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电信法》，进一步放松了管制。
莱波雷认为，关于如何最好地控制发明的讨论往往来得太晚，她有一个关于为什么会这样的理论，她称之为“疯狂的科学家”——这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词。
“疯狂的科学家”从19世纪的化学家变成了20世纪初的生物学家。那时的“疯狂的科学家”是物理学家，现在“疯狂的科学家”是计算机科学家。
“那是我们认为伟大到能够拯救世界，不过一旦发现它无法拯救世界，就开始进行道德对话的事物。”
既然我们都生活在由Facebook、Twitter和有线新闻推动的技术泡沫中，那么这些道德对话，以及弥合分歧的希望，会变得更加困难吗?
莱波雷没有提出任何预言，但是以历史作为我们的指南，它看起来并不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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