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小说与电影中对华人的恶意或嘲讽刻划由来已久，其中最知名的反派角色正是笔名萨克斯‧洛穆尔的英国人阿瑟‧亨利于1912年创造的傅满洲，许多欧美影视中的负面华人角色，几乎都是以傅满洲为蓝本再次创作，如1934年美漫《飞侠哥顿》中居住于“蒙戈”（Mongo，谐音蒙古）星球上的大反派“无情明”（影射明朝）、漫威绘制的罪犯“黄爪”都是。即使是以打击犯罪闻名的虚构警探“陈查理”，也被塑造成一个满口破英语、动辄“子曰”或“老祖宗曾曰”、子女多达14个的滑稽胖汉，用以嘲笑中国人英语不佳、崇拜祖先与儒家、家庭人口众多。
因此可以说，华人在欧美影视文艺作品内的形象一直以来都蒙受不实的扭曲。 在洛穆尔的笔下，傅满洲是1840年出生的中国人，为了征服世界而密谋各种邪恶计划，并精通多种语言、科学与毒药的调制，还透过不知名的魔药延年益寿。只有担任过英国驻缅甸专员的白人警探史密斯，孜孜不矻地为“不只关系到英国政府的利益，还关系到整个白色人种的利益”努力对抗傅满洲。洛穆尔还借史密斯之口这样形容傅满洲：“额头像莎士比亚而脸孔像撒旦，眼睛细长充满魅惑，闪烁着地道的猫眼绿。
再想象这个人集整个东方人种所有残忍狡猾于一身、智力巨大无朋、精通古今科学和拥有富可敌政府的资源（可这个政府又否认知道他的存在）。在脑海里素描这样一号人物，你就会得出一幅傅满洲博士的图像。他是化身为一人的黄祸！” 靠着这样一个象征“黄祸”的具体化人物，洛穆尔出版一系列傅满洲小说，并依赖版税与翻拍电影的利润过上极为富裕的生活，但洛穆尔竟虚伪地辩解“我极尊敬中国人”、“我从没说傅满洲代表中国人。我唯一说过的是傅满洲代表傅满洲，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身不由己，我何尝不然”。然而洛穆尔的“身不由己”，让自己赚进大笔钞票，也让欧美电影商以此拍出一部又一部傅满洲电影日进斗金，更让欧美人民加深中国人狡诈邪恶又高深莫测的偏见。
傅满洲的创作源起，是来自弥漫欧美的“黄祸”恐慌，以及洛穆尔对英国唐人街治安败坏的偏狭成见。说到欧美对“黄祸”的想象，既混有13世纪蒙古西征的久远恐惧、也有对中国庞大人口将取代白人的担忧、还有义和团之乱的夸张渲染、更有忧虑中国复兴后将征服世界的莫名宣传。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最衰弱、最分裂、遭欧美列强军事与经济剥削最严重的危亡之刻。
虚构的傅满洲给欧美大众的印象太深，而且洛穆尔提过傅满洲拥有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国索邦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的法律、哲学与医学博士学位，但又强调其残忍狡猾来自东方人的性格使然，彻底将傅满洲视为一个中西文明结合的最负面人物。这种描写传达三种信息：一是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敌意与厌恶，认定“东方”代表的只有混乱与邪恶，所有负面元素必是源自彼处。二是对中国现代化的排斥和畏惧，畏惧中国吸收西方文明长处后，将成为西方的最大威胁。三是借由中国的神秘与茁壮，宣扬西方文明的优越，因为傅满洲的阴谋总是遭史密斯等白人揭露破坏。除此之外，小说与电影都描摹过傅满洲捕捉白人女子以诞下子嗣的情节，无非是奠基自种族优生学的诡异想象。结果傅满洲的女儿花露水却若有似无地倾心史密斯，等同暗示西方白人男性的强大，这使得傅满洲系列不但从反面映衬欧美文明的必胜论，更混有男性霸权的性别宰制意味。
如此侮辱性又娱乐化的角色，欧美自己其实也很清楚个中的歧视偏见，因此在二战期间，为了不让中国盟友不悦，美国政府曾下令一家电影片商停止制作手头上的傅满洲电影。美籍作家赛珍珠以正面笔调描绘中国社会撰就的小说《大地》，此时才是美国想要宣传的范本。但讽刺的是，电影版的男主角王龙和女主角阿兰，竟由出生在奥地利的白人美籍演员出演，美籍华人女星黄柳霜曾想争取演出，但被片商米高梅拒绝，由此可见西方对华人的抵制是多根深蒂固。
美苏冷战开始后，对“红色中国”的敌视和恐惧又掀起一波新的傅满洲电影热潮。扮演过多次该角色的英国演员克里斯托弗‧李自承在幼时读过洛穆尔的小说，因此“我尽力不去得罪任何人，不把傅满洲演得会让中国人感到受冒犯”。但傅满洲本身就是个带有强烈偏见的华人角色，要如何演得令中国人感到舒坦？所以当克里斯托弗‧李面对于片中饰演他女儿的华人演员周采芹时，便不免泄露出真实的顾虑：“她毕竟是中国人，而她的爸爸麒麟童（中国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的艺名）是非常知名的演员和歌者，我不认为直接问她是恰当做法，因为东方人非常在乎面子。她是不是认为那出戏某个意义上是讽刺中国人和他们的风俗……我始终无法得知”。结果周采芹在1988年出版的自传《上海的女儿》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不得不活在问心有愧中，因为我在我的演艺事业里一度让自己的民族失望，我罪在当过傅满洲的女儿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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