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
野营回来，听说要提前毕业。事实上各学科的进度都在加快，术科在进行中不断加上个人测试——单杠：挂腿上、翻身上、挂肘上、立臂上、曲身上；跳马：开腿跳、并腿跳；手榴弹35米投准；天桥跃下以及轻兵器实弹射击，等等。至于学科，10月5日开始集中考试。由于这次考试也是践行“反欺伪运动”的重要部分，亦称“荣誉考试”。
大操场上整齐地摆放桌椅，横竖间隔约1米，桌上放着试卷。同学们鱼贯而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近千人的考场，不见监考官，不闻人声。肃静得令人感觉这次考试是神圣的，不可亵渎。
我坐在贴着名号的座位上，感受着肃穆的氛围。自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军校入学，我已经历过许多次考试，算得上是“身经百战”。我总结了一套应对考试的办法：首先准备充分，建立信心；其次，临场沉稳，不慌不乱，先将试卷从头至尾看一遍，估计有几成把握，做到心中有底，再按题目难易，先易后难解答，遇到障碍跳过去，不耗费时间；第三，不忙着交卷，答完题一定要检查，有时间反复查，一时不会做的题，常常在此时能想出解决的思路，一挥而就。若是时间充裕，不仅要答对、做对，还要答得有文采，做得有创见。不到用完考试时间不离开座位，因为每一次考试都是你的一次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最后一场考试也将近收场。下午4点过后，夕阳从西南城墙上照过来，抚慰全场考生，亲切而又温暖。我审视答完的卷子，与其说是检查，不如说是在欣赏。春种秋收，在队职官和各门专业教官的教导下，我们吃了不少苦，流了不少汗，也得到许多收获。西南边的城墙就在大操场的边上，平时早操练口令，值星官一声令下，我们就冲上城墙，对着空旷的郊野，大声喊口令。我想若在城墙上暗设监考官，用望远镜监视考场，那是一览无遗。学校有没有这样做，我不知道，而考场上参加考试的同学无一人犯规，我是知道的。
君子独处，亦如广庭之下，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反欺伪”的“荣誉考试”，不仅考校了我们的学业，更检验了我们的品格。校训“亲爱精诚”是说关系亲近、感情真实、纯洁无私、信守无伪。因此这次考试也反映出同学们遵守校训，自觉地铸造自己成为合格的军校学生。
毕业
“提前毕业”由小道消息变成事实。队长派我去联系照相馆，为本队同学照毕业像。象征副值星官身份的天蓝色绶带，轮流佩在同学身上，区队长甚至邀请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做客。各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军校学生生活即将结束。即将成为军官，但大家却兴奋不起来，原因是战况很糟，形势不妙。我们虽然不能每天看到报纸，但天天轮换出去“采买”的时候，总能从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中带回一些真实的消息。
1949年2月12日，22期1总队举行毕业典礼。此前，各队都进行准备，主要是着装军容上。我们一个个打扮得十分整齐，穿上最好的一套制服，帽徽、领章、马靴闪着光泽。西校场炮、骑、工、通各大队学生徒步去北校场参加毕业典礼。出发前，区队长悄悄告诉我：“你是第三名，叫到名字，出列受奖。”队伍行进在蓉城大街上，雄赳赳的战士，威武的军容，一队又一队，接连不断。佩戴鲜艳的红、蓝绶带的值星官在队伍左侧，偶尔用口令调整一下步伐。百姓们驻足观望，惊讶、感叹、欣慰，似乎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希望。队伍在离北校场大校门30米处，换成正步。“刷、刷”、“刷、刷”，军容整肃，军威雄壮，我们要把军校学生的气质、队列训练的成果全都展现出来。
各大队集合在中正堂前台阶下，既没有阅兵式，也没有分列式，会场肃静。毕业典礼开始，唱国歌，行礼如仪。接着，宣读各队获奖学生名单。我心里有底——“第三”。当宣布工兵大队第一名，我的下首李振宏应声答到出列。“第二名，姚德垚”，没有人应，区队附推了我一把，我便稀里糊涂上台领奖。说来也巧，第三名是我的上首陈祥发。同一个中队、一个区队、一个班，紧挨着的三名同学居然是工科前三名。这在军校历史上实为少见。
毕业典礼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麟征校长讲话。他讲到激动处，解开上衣，露出布满伤痕的胸膛。那是1931年他26岁任25师师长，在古北口率部抗击日寇侵略时留下的创伤。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作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要牢记使命，谨守校训，忠勇报国。大丈夫笑卧沙场，马革裹尸。他的一身豪气，感染了我们，使我们低落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我知道古北口一战，关师长名载史册。此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在长城上下，我军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土，灭日寇气焰展中华儿女威风。他的同窗战友、时任2师师长黄杰赠诗云：“长城歼虏去，联辔人雄图。血肉飞天堑，烽烟混太虚。关东方失险，古北又成墟。都说君无敌，投艰我不如。”
举行毕业典礼回到西校场后，开始分发。盼望已久的同学录印好了却很少有人领。因为每本重两三公斤，背着上路，增加负担，队上通知我原分发地南京已去不成了，改派去驻川北达县15兵团110军。去吧，离开学校就应该到部队去，报到后得知军长向敏思是4期学长，抗日名将。他对来110军的22期6名同学很爱护，把我们安置在司令部或军直单位任职，留下我们的人，也留下我们的心。
姚德垚
我被任命为军司令部参谋处第三科少尉见习参谋。不久，我要求下直属工兵连当排长。过了半年多，直接升任上尉连长。1949年12月24日，向敏思军长率部起义（第二天成都解放）。起义后，全军调往浙江余杭，经10个月学习，我被派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9兵团22军66师197团8连副连长。后调往华北装甲兵，其间，任副连长，工兵教员，军事、文化教员。1954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第1师司令部作训科军训参谋位上转业到北京市教育局，分派到北京市第43中学任语文教师。（完）
来源：《黄埔》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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