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近代东亚城市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该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史创新团队、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韩国城市史学会、日本都市史学会协办。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学者就近代东亚城市史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研讨会现场。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京沪文化差异与新文化运动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月之讲述了《京沪文化差异与新文化运动》。他认为，北京与上海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明显不同的角色。五四运动的爆发地、中心地在北京，但追根溯源，这一运动的兴起，无论是思想酝酿，人才准备，还是抗议方式的形成，都与上海有重要的关系。
近代以前，上海只是江苏省松江府下属的一个普通沿海县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设立租界、太平天国战争、战时中立、投资设厂等因素，江南等地人口大量涌入，上海城市快速膨胀。1886年，上海已被《纽约时报》称为“远东第一商埠和东方的一颗明珠” 。
在经济、文化、政治、外交等方面日益加重的影响力，让上海一跃成为中国从晚清到民国历届政府、各种政治力量都极为重视的城市，成为除了京师以外最受关注的城市。“更为关键的是，快速崛起的、以租界为重心的上海，与北京等中国城市相比，在市政风貌、市政管理、社会结构、城市品格等方面，均反差极大。”
比如在1879 年（光绪五年），《申报》载文对京沪道路建设进行比较：京师“天气晴朗，飞沙扑面，污及衣履。凡客入厅，事先命奴仆扑尘，然后入座叙茶”。“值天雨之日，则更有不堪者，雨水入土，苟沟不开时，水泥和成浆汁，驻足即陷，不赤脚者断不可行。且驴尿马粪，搀匀泥水中，其秽不可向迩”。即使坐车，亦往往轮辕动处，泥溅帷中。上海洋场土质也是沙土，与京师无异，但经租界建设，则“天雨无淖没之虞，天晴亦无飞扬之患，行人过此， 几不知其本为沙地矣”。
到了清末民初，京师与上海已是世人公认的代表两种风格的两类城市，一为政治中心，一为社会中 心，一守旧，一革新。
在熊月之看来，从鸦片战争以后，到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期，中国一直在努力摆脱落后挨打、丧权辱国的局面，那些引领时代的思潮大多是在上海酝酿萌发、播向全国的。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原先生活在上海的一批文化人，将上海此前久已有之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新道德移植到北京，因水土不服，引起冲突。由于北京的首都地位，也由于内地广大地区与北京在文化方面的一致性，这才产生全国性影响。 ”
近代化给古都带来的变貌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教授中川理在研讨会上分享了《近代化给古都带来的变貌》 。自平安王朝到明治维新，千年间来京都一直担任日本的首都。明治维新后，日本首都从京都变成东京，京都从此失去了首都的地位。
中川理说，虽然京都在政治方面“衰落”了，但明治政府为了发扬日本的历史文化，依然为京都投入了大量资金与精力。明治初年，明治政府近代化举措的一大工程是把琵琶湖的水引入京都市内。1895年，明治政府在琵琶湖水流经之地、平安神宫处举办内国劝业博览会。
“明治政府最初的想法是把京都做成产业都市，但在举办这个会的过程中转变想法，把京都的定位方从产业都市重新变为历史文化名城。”
也是在这次会之后，京都正式朝着历史文化名城的方面转换了。“日本人也渐渐有了潜移默化的认知，认为京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中川理表示，京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一大标记是大量富有日式风格的庭院别墅。“买这些别墅的人都是因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新贵。他们非常富有。而且明治时期的别墅如野村碧云庄，大多是私人财产，现在去看也困难。”
近代化城市改造的首要之举是拓宽道路。“拓宽道路最初在京都很难落实。因为京都人有关如何利用土地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们非常排斥新的道路利用观念。奇怪的是，京都和东京、大阪一样经历了近代化城市改造，其中京都的完成时间是最短的。”中川理认为，这是因为京都“组合”起了作用，使得京都的土地收购过程相对方便。此外京都市区高昂的房产税，也促使京都人开始往郊区扩展。1918年，京都周边传统的町和村进行合并。在20世纪初，有关京都建筑是遵循西洋美还是日式传统美还有过争议，甚至出现了“洋不洋、日不日”的“妥协式产物”。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上海文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葛涛发表了题为《“孤岛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化人的“灰色”状态》的报告。侵华战争时期的上海文化界，呈现出一种近代以来所罕见的异样景观。一方面， 日本占领当局与傀儡政权出于维护、扩大其统治的政治需求，力求改造上海文化界，造就符合其要求的文化内容。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伪当局对上海文化人进行了“威逼利诱”。但是正如日伪统治时期上海社会仍然维持运转一般，文化界的活动并未停止。颠覆常人想象的是，数据显示，1940 年上海维持正常运作的报纸数量甚至超过了“八·一三”之前。
“这种情况主要得益于租界的特殊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繁荣。除了报纸，其他出版物，如图书、杂志等的情况也是如此。在 ‘孤岛’效应之下，可供上海文化人就职的机构为数众多，其生计问题得以缓解，为日常生活所困的情况有所减轻。”
葛涛称，在“孤岛”时期，上海文化人中的政治分化表现突出。在对待日伪的问题上，就分为投靠与抵制两者截然相反的立场。此外，更多的人则是处于投靠与抵制之间、政治色彩暧昧的“灰色地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公共租界，“孤岛”终结，上海进入了全面沦陷时期。随着日伪当局对社会进一步加强控制，文化人的自由创作空间更加遭受挤压，迫使他们的行为模式再次发生改变：原本投靠、依赖日伪的人士与当局走得更近；抵制日伪的人士处境更为艰难，几无存身之所。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文化人出于现实生存的考虑，不可能走隐遁之路。大多数人在维持公开的社会活动，以及履行职业行为之时，尽可能在政治上保持“灰色”，呈暧昧不明之态。
“在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控制下，确保自我认同变得极其困难，而每日的生存成了极为紧迫的课题。对于当地的精英阶层与民众而言， ‘灰色地带’是一种自主、积极的选择。”葛涛总结，战时上海文化人在“灰色地带”中的境遇，在某种意义上可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控制下生存状态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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