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1905年10月－1936年8月），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雄，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赵一曼1935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在与日寇的斗争中于1936年8月被捕就义，留有诗篇《滨江述怀》。2010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一、从上海出发又回到上海
1927年，赵一曼考入黄埔军校。2月6日（农历正月初五），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式开学，这一期是黄埔军校的第六期。7月末，赵一曼毕业，党组织安排她来上海。当时的上海是天天都在流血，反动派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个。”成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逮捕被枪决，上海几乎成了人间地狱。赵一曼暂避在一个四川老乡家里当女佣人。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她几乎天天搬家，处境极端危险。1927年8月，党组织决定派赵一曼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9月，赵一曼乘苏联货轮在黎明时分驶出吴淞口。从上海出发前，这期学员每10人被编为一个组，赵一曼这一组组长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陈达邦。陈达邦是湖南长沙人，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对中国革命影响很大的洋学堂。这所由苏联人出资创办，冠以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曾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精英，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以及蒋经国都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1927年11月，正值十月革命10 周年纪念日。赵一曼这批40 多位学员到来时，莫斯科节日气氛正浓，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路上行人身着盛装，喜气洋洋。为了让新来的学员尽快了解和感受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山大学组织学生参加了十月革命10 周年盛大庆祝活动。11 月7 日，赵一曼和同学们一起与莫斯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参加庆祝游行。在红场，第一次看到斯大林和苏联国家领导人。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还处于秘密状态，不对外公开，也不挂牌子，每个学生除中文名字外，考虑中国学生回国后的安全，还都有一个苏联名字。赵一曼的中文名字叫李一超，俄文名字科斯玛秋娃。
在中山大学的学员中，女生是很少的，因此女生格外引人注目，像赵一曼这样一位佼佼者，也不乏爱慕之人。据孟庆树回忆录记载，中山大学的女生不到20人，如张秋琴、赵凤培、李佩泽、李伯钊、刘群先、朱自牧等。其中，杨尚昆与李伯钊、王明与孟庆树、博古与刘群先等都是在中山大学恋爱结婚的。中山大学是允许恋爱结婚的，只是女生非常少，所以往往成为被关注的对象。
1928年4月，赵一曼和陈达邦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不久赵一曼怀孕，妊娠反应也越来越强烈，还伴着咳嗽。到医院一检查，是肺病和妊娠的综合反应，医生要求她卧床休息，加强营养。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之后，白区非常需要干部，特别是女干部，赵一曼接到了回国的任务，组织上要求她立即回国。
在回国问题上，陈达邦的意见是：妻子怀孕四五个月了，身体又很差，等生完小孩后再走；不然就两个人一起回去，夫妻俩好有个照应。这两点赵一曼都不同意。陈达邦回忆说:“她主张要服从党的决定，孩子可以回国生；夫妻分别是有痛苦，但没关系，应该走。她说我不学损失小，你不学损失大，只要我们的意志是一致的，我们的心是一致的，见不见面没关系。根据她当时身体的特殊情况，如果向组织提出请求，是可以暂不回国的。可是她主张宁肯自己困难，也要服从分配，为了工作应该不惜夫妻暂时的别离。”
赵一曼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决定尽快离开莫斯科，回到中国。1928年11月中旬，赵一曼与五位同志一起从莫斯科坐上火车，沿着一年前的路线先到海参崴。为避免海参崴出境的严密盘查，赵一曼等人从前一站下了火车，徒步走到海参崴。这一年风雪特别大，他们顶着严寒，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跋涉，对有五个月身孕的赵一曼而言，这无疑是最艰难的旅程。他们经过两天步行才来到海参崴。对于这段经历，后来赵一曼在上海对她的好友郑琇石说：“当时，为了躲避敌人盘查，虽有火车，但不能坐，我们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还用绳子捆起来推出国境线。我们徒步穿过冰天雪地的国境线奔回祖国。这孩子也命大，居然在肚子里安然无恙。”
赵一曼他们搭乘一艘货轮回到上海。由于国内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斗争十分残酷，其他同志回国后都马上接到了工作。赵一曼因为身体情况没有被分配工作。她也很着急，刚刚恢复了体力，马上就向组织提出了安排工作的要求，她说：“是祖国的需要我才回来的，希望安排我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的确有一个十分艰巨而特殊的任务没有合适的人去，湖北宜昌是沟通四川和大西南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重要交通联络点。那里是军阀夏斗寅的势力范围，党组织被破坏得十分厉害，必须把秘密交通联络站尽快建立起来。组织考虑到赵一曼的身体情况和宜昌的艰难处境，迟迟没有做出决定。
赵一曼得知情况后，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务。第二天，她就动身乘船逆江而上去了宜昌。此时，赵一曼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肚子里的胎儿开始躁动不安。只身一人到一个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去工作，她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可她想就是历尽艰险也要完成任务。
1928年12月，赵一曼来到湖北宜昌。这个小城镇是通往四川的水路码头和交通要道，进出川西南都在这里换船。在这里建立联络站，主要是为了转送文件和护送干部。后来，因当时赵一曼租的房子房东是位搬运工人，因赌博被警察抓去，必须缴罚款才能放出来。赵一曼卖掉了陈邦达给她的金戒指，把房东从警察局赎了出来。这件事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赵一曼得到消息后，抱着未满月的孩子连夜登上去上海的轮船。
二、在上海工作的岁月
赵一曼回到上海，组织安排她在中央机关工作，正好她带着孩子便于掩护。当时的上海中央机关都在公共租界沪中区一带，多数机关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爱多亚路以南是法租界，以北是公共租界。机关设在租界，是为了利用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方面的矛盾，以掩护自己。当时确定的一条原则是机关社会化，即党的各级机关都以商店、住家、医院、写字间等形式出现，住机关和来往机关的人穿着、语言、活动等必须符合身份的要求。住家要夫妻两人，进进出出的人也不能太多。据当时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黄介然回忆说：“中央政治局联络处设在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今石门一路336弄9号），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候恩来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
1929年，赵一曼在宜宾读书时的同窗好友郑琇石和郑奂如姐妹俩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她们住在法租界的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当时是团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夏日，和赵一曼一起做机关工作的余泽鸿，带她到拉都路去看望琇石、奂如姐妹。余泽鸿，四川长宁人，1921年在泸州川南师范学堂时参加恽代英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与郑奂如的哥哥郑则龙是同学。1929年初在中央秘书处任秘书长，与周恩来和邓颖超工作、生活在一起。余泽鸿1935年在红军长征中牺牲。
三位好同学、好姐妹、好同志异乡意外重逢，她们异常高兴。有一段时间，赵一曼几乎天天都到琇石姐妹的住处去打个照面。她每天提个菜篮子，像个家庭主妇，借买菜之机到这里打个转身。一来就打开话匣子，讲述她尚未讲完的话。谈话中她常常提到周恩来的名字，亲切地说着恩来长恩来短的，讲个不停。这样一来弄得听者很紧张，忙伸手去捂她的嘴巴，叫她小声一点。
郑奂如曾回忆到：夏天的一个上午，太阳晒得火辣辣的，一点风都没有，特别闷热，我们正在屋里喝汽水，一曼冒着大汗走进来了。她身后带着一个身穿白绸长衫、头戴巴拿马草帽、年纪约30、身材魁梧的男同志。她向我们介绍：“这是钟胜志。”因是生客，我们没多说话。坐了一会儿，一曼说她有事，又带着姓钟的走了，我们都感到有点蹊跷。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一曼又提着菜篮子来了，一进屋就一本正经地向我说：“奂如，你看昨天那个人怎么样?我想介绍你们做朋友哩！”我没等她说完，马上抢着回答：“哼！谁稀罕那‘大亨’样儿！”“别光看人家的穿着嘛，那是为应付环境呀！他在互济会工作哩。”一曼补充说。那天走后，她竟好多天没来。我们正在担心，该不是发生什么问题吧？她竟抱着孩子，突然闯进屋来了，满头大汗，神色慌张地说：“我患了虎烈拉（霍乱），马上住医院去。”说完，把孩子往琇石姐怀里一塞，转身就走了。唉！几天不来，果然出了问题。她说得了病住医院的意思是机关出了问题，不能再住了，要转移到医院去。住在医院里，一则可以掩护，再是便于接头。当时我们说话，凡是涉及工作方面的，习惯用隐语，外人是听不懂的。
好不容易挨了半月光景，赵一曼终于回来了。她说已经病愈出院，来接孩子，这说明她又住进了新的机关。这期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下斗争极其艰难，机关经常遭到破坏，干部调动也十分频繁。赵一曼抱走孩子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郑家姐妹联系。姐妹俩十分担心赵一曼的安全。据郑琇石回忆：1929年冬，我住在上海法租界菜市路附近西坊一幢二层楼房的亭子间。一天，我正在打着汽油炉子烧晚饭，窗外一团团的雪花在飞舞，刺耳的西北风在呼啸。忽然楼下房东在叫：“二楼亭子间的接电话。”我很诧异。住在这儿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呀，当我拿起耳机时，是熟悉的一曼的声音，还带着颤抖：“我病了，又被盗，孩子和我的衣服都丢光了，请你把你们多余的衣服送一些给我，我在‘长沙湘记’等你。”
我们姐妹俩急忙筹划衣服，从奂如身上挪出驼绒袍子，从我身上抽出宽大的围巾，又用旧衣料给孩子缝棉袄。一边缝制衣服，一边不断地回忆一曼一年来的斗争情景。夜深了，给孩子缝制的棉袄尚未缝好，但不能再拖延。必须在当晚把这包衣服送到四马路东新桥“长沙湘记”旅馆。去时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了，她正在哄孩子睡觉，一见到我，一曼翻身起来紧紧抱着我。我凝视着她那冻得发紫有些消瘦的脸，她的声音仍然是那样的热情坚毅。
三、江西脱险返回上海
这一夜，赵一曼让郑琇石同她一起住在旅馆里，她们通宵未眠地畅谈着。赵一曼谈了这次脱险的经过，谈到住机关的一些生活琐事，谈到同志间的一些关系。她说：“为了党为了革命，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依靠党依靠组织，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原来，1929年秋，赵一曼奉上海中央之命，到江西南昌省委机关工作。她带着七个多月的宁儿化名高姓，和江西省委秘书王宏组织了一个假家庭来掩护机关工作。赵一曼和王宏在一个胡同里租了一间屋子，王宏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赵一曼白天总是抱着孩子提着篮子去买菜，回来做饭、收拾屋子、料理家务，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到了晚上，把门一闩，俩人便以姐弟相称同志相待了。他们商量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抄写、传递文件，就这样工作了三个多月。
1929年11月23日，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及其下属部分组织第三次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在这场大破坏中，赵一曼在王宏的掩护下逃了出来。怎么办？她决定：“应该赶快回上海去，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
赵一曼想回上海的心情很迫切，便急急忙忙地赶路，走累了也不歇。直到孩子哭了，才停下来，向人家讨口水或讨点稀饭喂孩子。一路上她忍饥挨饿，直到傍晚才来到赣江码头，正好有几艘运粮木船将开往九江。她摸出身边仅有的离开莫斯科时陈邦达送给她的怀表，要求船家搭她到九江去。数九寒天，在木船上过夜是难熬的，老板娘是看在那块怀表的份儿上，才借了床破棉被给她，勉强抵挡了寒冷。到了九江，碰上一条开往上海的客轮正在装货。赵一曼这时已经是囊空如洗了，幸好得到几个青年船工的帮助，船工把木船撑过去靠在客轮旁边，趁人家不注意时，让她爬上去。等船上开饭时，跟人要点稀饭喂孩子。后来，她总算在统舱里挤到位子，紧挨着一个中年妇女。她俩攀谈起来，人家十分同情她的遭遇，这个妇女正好也是去上海找寻她做小生意的丈夫的。同病相怜的缘故，这位善良的大嫂把自己带的烤饼、馒头等食物，分送一些给赵一曼母子充饥，赵一曼母子才算勉强度过两天的航行生活。
船到上海后，赵一曼赶紧抱起孩子赶到四马路东新桥的“长沙湘记”住下来，随即向郑家姐妹打电话求救。这是她们相聚后赵一曼向郑氏姐妹讲述的脱险经历。
四、从上海到东北敌占区
赵一曼回到上海后，很快找到党组织，向中央汇报了江西省委机关遭破坏的情况，请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惩治叛徒，恢复组织。经过几次艰险的逃难经历，赵一曼深深体会到，自己带着孩子，虽然对地下工作起到了掩护作用，但更多的是对工作的拖累和影响，带着孩子行动起来极不方便。同时，由于生活不安宁，经常处在危险环境中，对孩子成长和发育也极为不利。郑奂如回忆到：“一曼与党接头回来，显得异常高兴。自从那天半夜逃离江西省委机关以来，极度紧张的心情加疲劳，一旦得到舒展，顿觉轻松许多。现在她安静下来，考虑今后如何接受新的任务。首先使她想到的是安置孩子的问题，这是在逃难的路上早就打定的主意，把孩子送到汉口去，拜托陈达邦的堂兄代为抚养。”
1930年4月，赵一曼把孩子送到汉口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家里。陈家是个大家族，陈岳云是个商人，家道殷实，居住环境幽雅。陈岳云的弟弟陈海龙在1964年11月6日给赵一曼纪念馆的回函中，对赵一曼生前送孩子到汉口的情况进行过细致描述：
她送孩子到汉口，事前曾和陈琮英研究过，并有写信和我哥哥联系。记得她到我们家时，我们对这位陌生人都不认识，后来经过她自我介绍才清楚。我们都称呼她八嫂，她不胖不瘦，中等个子，长长的身材，面目清秀，短发；穿的绸面棉旗袍，短裤，半高跟鞋，说一口不大流利的普通话，对人和蔼可亲。她把我看作小弟弟一样特别亲热。她和我谈过，她父母都去世了，哥哥是个守财奴，对她不好。她走上了革命道路，从事地下工作，到处奔走流浪，几年前还在武昌上过军事学校。又谈到她在苏联学习情况和与我家八兄结婚的经过，她在苏联因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加上有孕，因此，党组织派她提前回国。
回到祖国后，为孩子所累，连行动都不方便，尤其是在全国白色恐怖下，外面风声鹤唳到处捉拿共产党人。为了工作的便利和孩子的安全，因此，毅然将孩子送到家里。掖贤那时候正在牙牙学语，刚刚学走，天真烂漫的。掖贤的出生时日，她虽然和我们谈过，但为了怕忘记，又在她母子的相片后面记载，可见她做事特别细心，深思远虑。从此她和心爱的孩子永别了。她在汉口哥哥的店里，只住了几天就搭船到上海去了。虽然她和我们在一块儿生活不久，但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尤其是她去后，看到掖贤那副寻娘的小脸，周围的人无不为之鼻酸。今日言之，回忆起来，她那种与爱人与孩子离别，一心一意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英勇精神永远值得祖国人民学习。
我八哥是1938年抗日战争时由法国回到祖国，他们父子是在长沙团聚的。记得赵一曼有一次有上海来信给哥哥，通信处是：上海市鸭绿江路×号×××转李一超。
赵一曼从武汉回来，本可以轻装上阵了，但她的心情很沉重。她压抑着思念儿子的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她对待工作毫不含糊，哪怕是日常最平凡的事务。她明白机关工作的重要性，必须做好一个“家庭主妇”，以保证机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她每天提着菜篮子买菜、做饭、浆洗、缝补，乃至拖地板等，甚至于经常更换男主人公，组成各种“家庭”。凭着一颗赤诚的心，她机智地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她先后在与王稼祥、李一氓、赵毅敏等人组成的假家庭形式的机关里工作。
1930年赵一曼参加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据李一氓同志回忆：1930年5月，在上海开了一个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是用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召集的，因此筹备工作都是林育南负责。筹备处的地址在爱文义路卡德路转角，现北京西路石门二路口原690－696号（此处已拆迁，现为静安雕塑公园进口处，有市政协委员建议，应在此处为赵一曼烈士塑像，以志铭记）。至于真正开会的会场则在卡尔登戏院（现长江剧场）后面一排楼房里，在白克路上（现凤阳路）。开会以前，中央决定由我去做这个开会的房子的主人。那时赵毅敏和李一超(女，又叫李坤泰)才从苏联回国不久，他们都是1928年冬天回国的，就让他们一个人当我的弟弟，一个人当我的妹妹。当然那时我还有妻子和两个小男孩，结合在一起，自然很像一家人了。
赵毅敏1949年前曾在东北工作，之后曾当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超是个四川女同志，是以产五粮液出名的宜宾县人，就是后来在东北参加抗日联军牺牲了的鼎鼎大名的赵一曼。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她性格爽朗，又是四川人，又姓李，因此我们的同志、同乡、同宗关系很好。这个“家庭”解散以后，我们还有几次私人来往，但以后就不知她到哪里工作去了，我也离开了上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了一部“赵一曼”的电影，我才知道，赵一曼就是李一超。现在有些关于赵一曼生平事迹的叙述，无论在她牺牲的尚志县，还是她出生的宜宾县，都没有她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我李家家庭成员这一段。大概现在知道她这段短期生活的，除了赵毅敏和我以外，已没有什么人了。当然，会议一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会议于1930年5月24日闭幕。
据郑奂如回忆，大约是1931年秋天或1932年春天，赵一曼要离开上海到其他地方工作。在离开上海之前，她特地与郑琇石、郑奂如告别。一天，一曼看我们来了，她一进门就说：“没想到吧？我又要开旅馆去了。”这句隐语的意思，是表明她的工作又将调动。啊！原来是来辞行的呀！到何处去哩？她没说，为了保密，我们也没问。不过，大家好像有个共同的感觉，可能走得较远。彼此沉默了片刻，都流露出惜别情绪。这回却是琇石姐先说话：“来，我们为你饯行！”她说完，顺手就从柜子里拿出半瓶五加皮酒来。我便跑到弄堂口买回一包盐花生米，另外加上头顿剩下的咸鱼，这都是一曼最喜欢吃的。花生米下酒，倒也别有风味，这算是我们“丰盛”的饯行酒宴哩。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闲谈，从日常生活琐事谈起，联系到以往的生活情况，一曼特别怀念坤杰二姐，但不知她现在何处。一下又提起陈达邦，一曼说陈达邦学习比她强，外语基础也比她好，成绩不错，但自从莫斯科分别后，杳无音讯，自然令一曼有些惆怅。为了革命事业胜利，我们这代人必须做出应有的牺牲。赵一曼和郑家姐妹在一起，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不觉已到深夜，赵一曼该走了，她们依依不舍地在幽暗的路灯下离别。从此以后，郑琇石、郑奂如再也没有和赵一曼见过面。上海一别，她们竟成永诀！
1932年春，赵一曼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黄维新一起，受组织派遣，从上海乘船到大连，来到敌占区，踏上已经沦陷的东北大地，从事抗日救亡的革命工作。（摘编自李云桥著《赵一曼传》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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