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于1851年，太平军将士在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领导下，横扫大半个中国，先后攻占至少600多个城镇，给清政府以极大打击。然而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太平天国在攻克金陵后，始终无法击破清朝和列强编织的包围圈，最终于1864年灭亡。
太平天国为何没能取代满清？又为何灭亡的如此之快？而这我们可以从英国人的一份报告中看出端倪。
夏福礼，英国人，1861年期间，他出任英国驻宁波副领事。在此期间，夏福礼旁观了清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并向英国驻华大使以及外交部提供了20份左右的报告，篇幅非常长。而夏福礼的态度，直接影响了英国人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同时甚至影响到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看法。
当时，李秀成为了击破江南大营，采取了围魏救赵之计，他率领精兵杀入江浙一带，攻占了苏州、杭州、常州等重镇。夏福礼一路目睹了太平军的所作所为，并做了如实的记载。
首先，据夏福礼观察，太平天国在地方治理上，几乎毫无章法可言。他们征集税收，只采用两种行为——抢掠和包租制。
针对太平军的抢掠行为，夏福礼是这样记述的：
“太平军的生活有如海盗，如果他们在所占城池掳掠甚丰，那么兵士们就多捞好处；如果所占城池油水不多，那么他们就表现出模范的忍耐精神。”
从史实来看，夏福礼的说法是有根据。太平军进入江浙地区之后，由于粮草缺乏、士气低落，因此经常以杀掠的方式来获取给养，同时激发士兵们的士气。夏福礼说，太平天国在攻破城池后，往往会大掠三日，而这“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直到今天，江浙一带仍保留着大量“长毛”烧杀抢掠的传说，甚至连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里也提到过。
在尽情抢掠之后，太平军便开始着手在当地建立收税制度，与清朝税收的官僚体制不同，太平军主要使用“包租制度”。他们往往以旧胥吏、旧士绅以及地痞流氓为代理人，需要什么东西就向他们发号施令。只要任务完成，这些包租人就可以得到提成。对此，夏福礼是这样记述的：
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太平军）捐献供给物资。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
这种所谓包租制，实际等同于西方的包税制，这些包租人大多是铤而走险的大胆之徒，由于太平军对他们没有任何监督机制，所以他们的贪婪与残忍，甚至超出清政府许多。因此江苏乡绅沈梓在《避寇日记》中写道：
“其收漕也，仍用故衙门吏胥，仍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百姓大怨”。
很显然，这些包租人是要捞好处的，所以他们才会多收、滥收。这还不算，对于反抗交租的农民，太平军对这些阶级兄弟也是“云中雪（太平军口中的刀）伺候”，他们曾多次镇压这些抗租者。
由于太平军的抢掠和横征暴敛，导致原本为鱼米之乡的江浙地区发生了巨大的衰退。英国杂志《中国陆上之友》曾在1861年10月刊登了两个欧洲人的记述：
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黏土。侍童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便用黏土掺和着大米吃。在侍童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
很显然，由于太平军的破坏，当地老百姓穷得只能吃土了。而与之相对，夏福礼似乎对满清的统治更有好感。他曾于1860年游览过苏州，当时此地还由清军所控制，当地的繁华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当他再次到达苏州时，发现那里已经完全被破坏，到处都是废墟和腐烂的船只。
与太平军相对，满清的占领区似乎显得更加欣欣向荣：
事实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相当自信和安全的氛围。许多老百姓已经返回自己的家，并且重操旧业。江上重新布满了商船，江边延伸着精耕细作的农田，两岸星星点点地坐落着精巧而外观整洁的建筑。
因此夏福礼得出结论太平天国是一个巨大的、空无一物的大废物。十年来, 我一直坚持认为, 太平叛乱是一个最大的骗局。
正所谓旁观者清，夏福礼的报告对于我们了解太平天国的组织，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从地方治理上来说，满清官僚可以用贪渎无能来形容，百姓在他们治下虽然过得苦，但至少还能活。在太平军的统治下，百姓几乎被剥夺了一切，而这使太平天国丧失了民心。在清朝和太平天国之间，民众自然会选择前者而非后者。
著名学者冯友兰认为：“阻止太平天国，是曾国藩的大功。太平天国速亡，实际并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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