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早上，杭州淳安9岁女童章子欣在家中被两名租客以去上海当婚礼花童为由带走。
7月7日失去联络。
7月8日凌晨，两名租客被发现在宁波投湖自杀身亡，女童失联。
7月13日，在象山松兰山景区海里发现并确认了失踪女孩章子欣的遗体。
7月14日，警方初步排除女童为失足落水。
章子欣失联第6日，搜救的第4天，牵动无数网民的杭州女童失踪案，最终还是没能等来一个奇迹。杭州女童失踪案除了悲伤以外，其引发的思考值得我们反思。
基于悲悯心打捞真相？为猎奇而窥探答案？
杭州女童失踪案中人们看到诸多情节的“戏剧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结果的“悲剧性”。这并非反对各方深挖内情，只是希望发掘真相的动机是借机发现问题、避免悲剧重现，而非单纯“猎奇”。
基于悲悯心去打捞真相跟为了猎奇而窥探答案，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猎奇现象最为典型的就是“潘多拉效应”，也称之为“禁果效应”，其心理实质，就是逆反心理与好奇心理的共同作用，正所谓“大道不传、小道传”，由于这种普遍意义的好奇心，可以理解成为相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人们对未知领域的探求。从新闻受众的角度来看，其猎奇现象就是与好奇心理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因而具有很多表现。
一是新闻受众对社会消息确认的一种心理，由于社会上传播着某一个消息，但社会传播缺乏权威性，因而新闻受众者更希望从具有权威性的新闻媒体获取真实的消息，特别是由于这个消息具有一定的“不可能性”，更使新闻受众者的猎奇心理大大增加；二是新闻受众对未知领域的探求，由于许多未知的领域尚未得到科学的解释，因而新闻受众更希望通过权威新闻报道来获取结果。
杭州女童市失踪案在微博上引发热议，很多热心网友积极提供相关线索来寻找女童。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看热闹”的网友竟在背后揣测事情的真相：冥婚、邪教……并且此类谣言在微博中被大面积传播，越传越邪乎，谣言向极化的方向发展。
微博谣言的极化效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在 100 件微博热点舆情案例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为例，几乎每个事件中都有微博谣言，事件爆发的烈度与广度，也与微博谣言的兴风作浪紧密相关，许多事件本身就是微博谣言的产物。
租客与章子欣父亲章军沟通的微信截图，网友查到此微信号关联着一个名为“美好明天”的QQ号，该QQ号相册有多张“三山国王”神像照片。
“儿童+失踪+租客自杀+‘三山国王’神像照片”……成为微博谣言的蓝本，触及的是一个民族深层集体记忆问题。“三山国王”实际上指的就是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北面的三座山——独山、明山、巾山的三位山神。据记载，这种信仰起源于隋朝，是古粤民的地方文化神祇。为粤东地区原住民，包含潮州人、海陆丰人及粤东客家人等族群的精神信仰，随着当地移民向外扩展，成为粤东、港台以及东南亚民间信仰之一。但是根据权威人士称“三山国王”等只是民间宗教而不是邪教，更没有“冥婚”等一系列说法和做法。当微博谣言唤起“民间宗教”的集体记忆时，自然就会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由此激起人们深层的共鸣，引发极化效应。由此可见，巧妙地利用深藏于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记忆来进行社会动员，正是微博谣言极化的一大表现。
一下近年来微博谣言极化效应的案例不难发现，虽然微博让很多从未谋面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其间仍有显著的“圈子”特征。所谓“圈子”，折射的其实是一种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指出：“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微博谣言极化过程中所呈现的，正是这种一圈圈推出去的差序格局。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厘定，西方是个体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形成的空间是一种团体格局；中国是自我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形成的空间是一种差序格局。相对于西方的团体格局，差序格局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这和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
显然，在对公权力缺乏信任的今天，这种兼具自我性与伸缩性的社会结构，无疑与微博谣言极化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微博谣言的扩散不再是团体格局下的个人对个人，而是“圈子”对“圈子”。如此，微博谣言极化就有了重要的结构性基础。
杭州女童失踪事件发生后，为了抢热点，众多媒体蜂拥而至。对失踪儿童家庭的采访各媒体往往并不统一，失踪儿童的父母亲人等相关人员，往往要多次面对记者采访，尤其是对于持续时间长的儿童失踪事件，失踪儿童家属要一次次接受采访，一遍遍回忆痛苦经历，对于本就处于焦急和伤心之中的他们，这种采访行为是残忍的。
媒体的急功近利、“揭疤式”采访，对失踪儿童的家人造成干扰，将宣传效益建立在他人的伤痛之上，是缺乏人文关怀和职业道德的表现。媒体在儿童失踪事件报道中，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存在有意引导受访者情绪失控来冲击受众也理的现象，也有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因考虑不周、用语不当，对当事人造成伤害。在新闻实践中，记者肩负采访任务，存在即使可以预见到采访会对当事人造成必理伤害，但仍选择坚持采访的情况，在新闻事实和新闻伦理之间，先择了新闻事实。
在杭州儿童失踪事件报道中，由于采访报道不当，过于挖掘细节，图片和视频等资料的使用不当，造成当事人及相关人员隐私的泄露的现象出现。当公众的知情权和当事人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媒体需要在是否报道及报道方式和报道角度的选择上进行审慎地考虑。在新闻报道中，图片作为一种肖像符号，在传播信息时具有比文字更加直观、真实的特点，因此，各媒体都非常注重图片的使用。
在事件初期，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寻找失踪儿童，在征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刊发使用儿童的照片无可厚非。儿童已经遇难的情况，继续刊发其照片，尤其是儿童遗体和案发现场的照片，不顾及遇害儿童家属的情绪，不但有违新闻伦理，还涉嫌侵犯儿童及家属的隐私权、肖像权等。
杭州女童失联事件发生后，媒体及时予以报道，传递客观真实的新闻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这是媒体传播的基本动机。在传播新闻事实的同时，进行舆论引导，唤起公众关注，凝聚社会力量，帮助失踪儿童找回，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同时传递服务信息，实现其服务功能。通过深入的调查和访问，对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引发社会关注，督促问题解决，体现媒体的杜会责任。
杭州女童失踪案，事涉未成年人，又夹杂种种离奇细节，引发关注是必然的。在事件真相大白之前，一些细节也很容易被放大。但也正因为其透露出反常意味，此事最终无论是哪种结局，可能都是一起极端事件。至少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不必先行往某些大的社会背景归因。
要防止过度的关注和非必要信息挖掘带来的焦点跑偏，尤其是不能异化为对个人私生活的八卦谈资，甚至将事件往窥私的方向带。如目前一些媒体对女童家庭的报道，作为事件的信息增量看没问题，可不宜据此就想当然地将之与女童的失踪建立某种必然联系。在对事件进展和走向保持密切关注的同时，也要避免对当事人家人造成二次伤害，否则有失公共舆论应有的悲悯和温情。
城乡二元化结构使城乡差距小断扩大，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匀，户籍制度的限制，社会福利的滞后，立法的缺失，各种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滞后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完善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意外事故赔偿制度、追究责任制度等等，都使我国农村的留守儿童处于弱势地位，越来越成为社会遗忘的弱势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发展困难，陷入了很大的困境，更不用说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了。
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说过这样的话：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是家庭，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父母。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人格、品德、行为习惯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障孩子人生安全的根本所在则是父母的管理和监护。但是在大部分农村家庭都失去了安全教育和监督教育，大部分都离幵孩子身边去到外地务工。
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经验和安全知识都比较欠缺，自我防护能力比较差，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是导致低年级安全事故多发的主要原因。父母长年在外务工极少时间回家，孩子交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看管，这种隔代教育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
杭州女童失踪案我们在为其哀叹，我们应将她的不幸视作一种警醒，而不是看成怪诞录式谈资；应该想着去由此改变些什么，应该去做些什么……
【参考文献】
[1] 冉书华.对农村宗教活动的传播学研究——以湖北省黄梅县为例
[2] 儿童失踪事件报道失范研究——以20起儿童失踪事件相关报道为例
[3] 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问题研究——以广东乐昌市某农村为例
[4] 微博谣言极化的关键因素分析
[5] 新闻传播者的道德责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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