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8天后，名为“找到章莹颖”的网站运转如常。
首页图中，章莹颖戴着帽子，穿着紫色冲锋衣，站在空旷的田野中对着每个来访者微笑。作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的访问学者，26岁的章莹颖致力于研究农作物的光合作用——这是一个注定要与田野打交道的专业。而她前往的香槟地区除了有一望无际的玉米地，也有着该领域最前沿的学术资源。
原本，新世界的大门正向这位年轻学者打开。但2017年6月9日，在坐进布伦特·克里斯藤森的黑色轿车后，她的命运急转直下，之后音讯全无。三周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宣布，已逮捕涉嫌绑架章莹颖的27岁男子克里斯滕森，并表示相信章莹颖已经死亡。
自2017年7月12日起，章莹颖案进入漫长的起诉阶段。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克里斯滕森，联邦检察办公室则宣布章莹颖已死亡，罪名为绑架罪，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但3个月后，联邦大陪审团公布对克里斯滕森追加起诉罪名，正式决定以“绑架至死罪”起诉，根据联邦法律，这一罪名如果成立，最高可处死刑。
当地时间2019年7月18日下午4时，历时两年的章莹颖案终获宣判。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利亚联邦法院法官沙迪德宣布，由于陪审团无法就罪犯绑架杀害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一案达成一致判决：被告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当听到自己逃过死刑的判决后，克里斯滕森闭上双眼，露出放松的神情。
这一判决结果随即引发各界热议。多数中国网民认为，只有死刑才能还章莹颖家人一个公道。“审判不公”是否真的存在？被万人唾弃的罪犯克里斯滕森，为何仅获得终身监禁的判决？
宣判后，法官沙迪德对章莹颖的家人说，经过两年的煎熬，希望判决可以给他们带来安慰。她的家人站起身来，没有说话，默默走出法庭。罪犯克里斯滕森的父亲站在法庭过道上，向步出法庭的章莹颖父母深深鞠了一躬，大约持续了10秒钟。章莹颖的男友侯霄霖说，对于判决结果，他和章家人早有心理准备。
早在2017年7月13日，美国洛杉矶的华人律师刘龙珠就向美国司法部写信，建议将克里斯滕森以一级谋杀罪起诉。
“章莹颖案在中美网络世界引起极大反响，中外媒体聚集在这里，关心为什么嫌疑人克里斯滕森被起诉为绑架罪，而不是谋杀，尤其是在FBI相信受害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因此，我与其他人一道，诚恳希望司法部能对此质询作出回应。”刘龙珠在邮件中写道。
两年后，刘龙珠等来了判决结果：12人组成的陪审团中，10名陪审员支持判处死刑，另2名陪审员支持判处无期徒刑。对于无期徒刑的判决结果，许多长期关注此案的华人表达了不满，他们抗议审判不公，甚至有意号召全美华人对此提出抗议。
刘龙珠能理解人们的愤慨与失望。“从华人的视角来说，毕竟有着很朴素的‘杀人偿命’的观念。”他向《凤凰周刊》解释说，但从历史来看，美国出现过的类似案例多被判以终身监禁。根据美国联邦法律，涉及死刑的量刑判决必须由陪审团而不是法官做出，只有12个陪审员一致认定才可以对罪犯判处死刑。只要有一人不同意死刑，被告的量刑就会自动变为终身监禁、不得减刑或假释。
“被告没有被判处死刑，对于章家人，对于所有为这个案子付出关心和努力的人来说无疑是失望的，有人甚至不满、愤怒。”章家的援助律师王志东向《凤凰周刊》坦言，“从6月24日被告被定罪，他面临的刑罚即是死刑或无期徒刑两者之一。我们都希望是死刑，但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
来自美国死刑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已有21个州废除死刑，包括本案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在州的层面，2018年共有25人被执行死刑；在联邦一级，联邦司法系统和美军系统共有62名待决的死刑犯，但自1988年恢复联邦死刑法令以来，美国政府总共只处决了三人。
对于章莹颖案来说，虽然案发地伊利诺伊州的法律已废除死刑，但由于检方以绑架杀人罪提起公诉，因此本案由联邦法庭审理。在联邦法律中，最高量刑依然是死刑。而如果陪审团一致决定对克里斯滕森判处死刑，他将成为自2006年以来在伊利诺伊州联邦法庭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人。
据王志东分析，在美国联邦政府以死刑罪起诉的案件中，仅有三分之一被判处死刑，其中被告多有杀人前科，或疑似导致多人死亡。尽管克里斯滕森此前对前女友声称，章莹颖是他的第13个受害者，但没有证据显示他曾杀过人。
直到现在，王志东仍对法庭上克里斯滕森的冷酷表现印象深刻。
法官宣布判决后，给予一直沉默的克里斯滕森一个说话的机会，并建议他“可以用这个机会进行表达，也可以向章家人道歉”。但克里斯滕森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听到判决后，他微笑地望向家人，并和律师拥抱。
“从始至终，你从未对被害者家人说过一句道歉的话⋯⋯直到莹颖被你杀害后的第769天后，你依然无法说出一句简单的‘对不起’。无论你有着怎样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当你被带离这里，将在孤独、隔绝和冷酷的监狱中度过余生时，也许你可以拿起纸和笔，给章莹颖的父母写下‘对不起’。”沙迪德在宣判时如此说道。
谈到外界的质疑，王志东认为，美国司法制度采取陪审团模式由来已久，质疑法律规则本身并无实质意义。“从定罪阶段而言，陪审团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就以12：0的投票对克里斯滕森定罪。这一阶段是符合大多数人预期的。如果仅因为最终结果和预期不符合，就质疑法律本身的规则，这样未免草率。”
章莹颖案的陪审团筛选工作是从2018年年底启动的。今年6月3日开庭后，第一阶段的工作仍是陪审团成员的选拔。当时投放出的1000多份问卷，将符合条件的陪审员候选人数量缩小至476人。每天约30人轮流接受询问，法官及检辩双方律师通过询问“对死刑的看法”“家里是否有人曾遭起诉”等问题来判断候选成员是否具有倾向性，最终将筛选范围缩小至70人，并在最后一轮筛选中选出12名陪审员及6名候补陪审员。
选定的陪审团成员由7名男性、5名女性构成，均为白人，年龄从30岁跨越至60岁。在法庭上，陪审员通常被要求作为“不发声的存在”，不得作任何记录，不得询问证人，不得与其他人谈论此案，包括家庭成员。陪审团的职能主要是对案件事实作出判定，在定罪阶段听取双方证据，判断是否给被告定罪。在此案的量刑阶段，通过听取证据，来考虑刑罚加重因素及辩方提供的刑罚减轻因素，判定被告是否被判死刑。若有陪审员生病需要替换，或行为不端而被取消资格，则由后备陪审员补缺。
王志东透露，章莹颖案的庭审过程中，检辩双方并无提出替换陪审员的要求，因此一直保持原定12位陪审员的配置。只有一位女性陪审员在观看章莹颖母亲的录像时，突然情绪失控，起身离开法庭。但经过休息，法官及双方律师确认此小插曲不会影响其作出判断。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一名名为鲍勃的候补陪审员表示，这次陪审团的12名陪审员及6名候补陪审员中，16人具备大学学历，“是水平相当高的陪审团，足见政府对本案的重视”。投票结果确定后，部分陪审员因情绪激动落泪。
鲍勃说，他十分尊重陪审团的决定，也认为“被告死于狱中，不会再伤害任何人，算是满意的结果”。过去十多天中，最让鲍勃难受的就是看到章莹颖的家人、男友和同学们作证，他希望章家人能尽快恢复过来。“虽然还有漫漫长路要走，但我会全心祝福他们。”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印波对法官沙迪德在宣判时的发言印象深刻。“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法治理念，在于最大限度确保民主，确保公民自由，确保公民权对国家权力的制衡。法官的发言表明，他认为陪审团对于被告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的处理方式。对克里斯滕森来说，这体现了基于程序导向的一种人道主义判决。”印波说。
他还注意到，辩方律师善于利用程序导向中的规则争取有利地位，如提出六项动议，表明案子应该让州法院管辖，联邦法院不具有管辖权等。辩方律师还在章莹颖男友作证、陈述被告犯罪细节对他造成的悲伤表示反对，并要求法官宣布流审，理由是家人作证只能证明被害人的失踪或死亡对家人造成痛苦，但不允许提及被告的罪行及建议刑罚。
但这份判决确实存在遗憾之处。美国宪法规定，陪审团是从犯罪行为发生地所在社区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阶层中遴选,不能在社会、经济、政治、种族、地域等方面对候选人有所歧视或者给予区别对待。为此,有些陪审团专门要求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妇女、黑人或其他族裔代表参加。
“但此次案件中陪审团成员都是白人，无亚裔或其他有色人种参加，是否能一定程度上覆盖到美国的所有民意？案发地伊利诺伊州已废除死刑，陪审员是否会受到废除死刑观念的影响，也不得而知。”印波提出质疑说。
王志东认为，两名陪审员未支持判克里斯滕森死刑，并不意味着陪审员认为其罪行不够严重，一种可能来源于他们对于死刑的价值判断。他注意到，在庭审过程中，被告父亲在作证时表示，“能接受克里斯滕森被判死刑，但无法想象他被执行死刑的情景”，该举动或给陪审员做出判断造成心理压力。
直到庭审结束，克里斯滕森仍未主动坦白章莹颖的遗体下落。找到章莹颖的遗体并带她回家，成为章家人唯一的执念。
庭审后，章莹颖父亲章荣高发表声明，母亲叶丽凤在现场失声痛哭。
“今天陪审团已经做出决定，庭审已经结束，莹颖却仍然没有回家，我们的目标从来都是，也将一直是带莹颖回家，除非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将不会得到平静。”章荣高在声明中说，“尽管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果，但可以接受罪犯将在监狱度过余生，这将在一定意义上弥补我们的创伤，我们希望他在监狱里，有一天能感受到我们失去莹颖的痛苦。”
王志东则否认了外界关于辩方以坦白遗体下落为由、与检方进行交涉的说法。“克里斯滕森从未对此展现出诚意，而章家人在庭审中表现出的庄重与克制获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据王志东说，克里斯滕森再度上诉的可能性极小。“若判处死刑，辩方或许会上诉；但若判处终身监禁，上诉可能性相当小。一般终身监禁意味着不存在获得保释、假释或保外就医等任何离开监狱的可能性。”
此案带来的纷争或将持续，但无论如何，章莹颖再也无法回到她热爱的田野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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