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去世为何引发毁誉之争？
5月25日凌晨，我国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由此引发的悼念、追忆乃至因评价钱锺书杨绛夫妇而产生的争论，成为上周最大的舆论热点。
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既有铺天盖地的悼念中夹杂着数不清的“鸡汤文”，硬被说成出自杨绛之手，由此引来更熟悉文本者的澄清；也有当年相识者的旧文“二次传播”展开新一轮温馨缅怀；更有陈年旧账被翻出，以求呈现当事人更多面、完整的形象……而最具火药味的论战则围绕钱杨两位究竟是“旧式文人”还是“知识分子”的定位之争。
早年和钱杨接触过的老一辈学人的旧文，字里行间相对温和公允。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诗人杨宪益之前撰写的《回忆钱锺书兄》一文认为：其实锺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真诚直率，很关心别人的知识分子。”
杨文当年就指出，钱锺书虽然最后一二十年间被大家吹捧得红得发紫，而且引起许多年轻人羡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许多不公平的评论，好像他学问太大，是个怪物。“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1998年钱锺书去世之际，余英时写了《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他认为钱锺书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钱锺书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为：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余英时认为这是钱的“咏怀诗”。
2007年余英时在某次采访中进一步明确：“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上周最新出炉的评论文章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在财新网发表的《我看錢楊伉俪》一文，广为传播。他提到余英时先生以伯林的狐狸型和刺猬型思想家分类方式，认为錢先生是狐狸型学者，即淹博渊通、无所不知，刺猬型则独掌一技、思精体大，前者缺乏系统，后者缺乏细节，各有短长，余先生并且认为錢先生对思想体系没兴趣。
萧瀚对此并不完全同意，他认为刺猬型／狐狸型分法，源于西方学术传统，有着从古希腊以来的论证传统，这是中国学术匮乏和虚弱的部分。“学术论文的论证虽然是重要的，但那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重要，是说服别人意义上的重要，它是学术公共性的表现，于作者自己，最重要的是思路，是思想的核心内容……錢先生这些短小精悍却信息量巨大的高质量学术笔记，其价值远高于一般论文，同行之间会使用论证过程检验各方观点是否言之成理，但通常的交流因有同业默认共识，大量的论证过程是完全可以省略的，这就是学术笔记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性所在，它可以最有效率地启发同行，催生新的学术成果。”并且，“錢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国文人学术上的私传统（文人们自己玩），他的这些学术笔记并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学术作品，他没有这个兴趣，他只是自娱自乐，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在那样的知识海洋里遨游，不拍出点水花来都难。”
萧瀚也谈到了錢楊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品格问题。他认为要知世论人。“錢楊两位所处的时代，在其一生事业最鼎盛的时期……超过30年，那是个动辄得咎的年代，以他们两位在学界的地位，能够没有害过人，不说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说他们犬儒也好，说他们懦弱也罢，都是苛刻的。他们在政治上是圆滑的，但如果没有害人仅仅为了自保有什么错呢？至少不应该作为公共批评的事实起点。”
萧瀚总结道：大家都在集中营里受苦，有人站出来做抗暴英雄，至少应该给掌声，比如对林昭、陆洪恩、刘文辉、粟异邦、龚品梅等；有人附从作恶，若无法阻止至少可以喝倒彩；至于那些默默地隐在大众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恶的人，不该受苛责，尤其在那个总是被逼着作恶的时代，能做到这样就已经不容易。“逼人做英雄，在哪儿都是个恶习。”
媒体人萧三匝是最早加入论战的几位。他在《在杨绛忌日，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一文中，引述了李泽厚对钱钟书的评论：“我问过推崇他的人，钱锺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价值的。大家大都讲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好像这个‘杯子’，他可以讲出许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国、外国怎么讲，那是很多。不过这个工作，到电脑出来，就可以代替，电脑记得更全。所以博闻强记就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他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萧三匝还指出，钱锺书1998年才去世，整个八九十年代都没见他对“文革”公开而系统的批判过，这就不能不说他有些太“冷”了。他认为钱杨夫妇本质上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能洁身自好是其长，不能奋勇担当是其短。“他们的道德文章还能助推我们这个时代吗？在我看来，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悠然的回望者，而是具有穿透力与前瞻性的思想家，以及勇猛的行动者。”
吴薇在《缅怀杨绛，勿让“鸡汤”冲淡思想与历史》一文中呈现的思考更为复杂。一方面，回看过去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知识分子能够不自污、不说违心话，不为自保而站队和表忠心，保持有尊严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仍然有些能留下来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杨绛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全盘底线沦丧的浩劫中，用自处的方式保存高洁。
另一方面，处在2016年的我们，如果还用上世纪知识文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自保原则，评价一个学者留给生者的生命遗产，到底是逝者的不幸，还是生者的无知、懦弱与犬儒？“更令人痛心的是，居然还有悼文，通篇赞扬杨绛作为钱锺书遗孀的身份，好像她的一生，是因为嫁了这样一个男人而伟大似的。”
历史学家雷颐也参与了讨论。他在文章《“聪明、刻薄、干净”的钱锺书》中，提到了被毛泽东亲自封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李敦白，也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组重要成员。李在《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中记述，《毛泽东选集》英译组成员多数是懂英语的老共产党人，但钱锺书却是少数例外。
当时李对钱的印象是：“他懂古英语，说话文绉绉的，像个老学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个外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背后讽刺他。他自己也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格格不入。他的意见也不太受重视，我们觉得他对政治没有领会，他的语言天才在翻译政治作品上用不上。我们都叫他‘钱教授’，好像与他都没有私人交往。有些活动，如外出到上海、广东，还有去毛主席那里，他都没有参加。那个时候因为政治的原因看不起人，现在当然知道是非常错误的，而这显然并不是他的耻辱。”
雷文还提到，与钱氏稔熟的李慎之先生，生前几次评价钱锺书先生：“他是个聪明人，刻薄人，但是个干净人。”
为什么男生都不愿意当老师了？
微信公号“中国教育报”5月27日刊发文章，直击当下引人关注的一种普遍现象：《为什么男生都不愿意当老师了？》
在教育报记者随机调查的山东、湖南、四川、浙江四省的140多所中小学中，绝大多数学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男女教师比例失衡现象，较为严重的学校男女教师比例达到了1∶10以下，女教师占到教师总数的70%至80%，已属正常现象。男女教师比例基本均衡，在1∶1到2∶3之间的学校，已属少数。
并且，当前中小学教师结构中严重存在的“阴盛阳衰”状况无法随着新教师的补充而自然改善，因为这和当前师范生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关系密切。
那么，为什么要呼唤男教师呢？文章指出，理由有三。
首先，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男性角色“失位”，不利于健全人格培养。“最直接的表现是‘娘娘腔’和‘假小子’变多。”山东省济南黄台小学副校长张香菱说，“学校缺少男教师，就像家庭中缺少父亲一样，整个校园里缺少阳刚之气，男孩子举手投足间无意的女性化动作、言辞越来越多，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甚至连体育班长都表现得唯唯诺诺，让人十分担心。”
其次，女教师所占比例过高，对学校的人事安排带来冲击。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女教师怀孕、生育集中，这一压力更加凸显；此外，一些日常管理、后勤、教辅等岗位，尤其是寄宿制学校夜间值班等，女教师很多时候都不便安排，但这些工作又不能不做。
第三，有些学科如数学、科学、信息技术等，需要教师有缜密的思维和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男教师会比较胜任，而女教师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为什么男生都不愿意当老师了？文章分析，首先是老师收入水平较低，男生养家有点难。与此同时，中小学教师却工作繁忙、责任重，常常需要备课、教研、听课、开会、批改作业、教学反思，撰写各种业务学习、政治学习、读书笔记等，班主任还要负责班级纪律管理以及许多隐形的劳动付出。再次，男教师的社会认同感低，有种就业偏见往往认为“老师不应该是女性承担的吗？”
文章给出的建设性意见则包括：专业设置花心思，让更多男生进师范，例如体育专业可以多招男生，并增设物理、信息这些学科；提高职业待遇，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改变固有观念，“男老师”需受重视；倡导教师专业化，要让教师的职业像医生、律师那样，变得有挑战性和专业性。
第一位站上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台的中国大陆学生
在2016哈佛毕业典礼上，何江作为研究生代表发表演讲。邹思睿 图
美国东部时间5月26日上午10点，28岁的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何江作为优秀研究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这一消息迅速在国内疯转，各类采访报道不断跟进，成为上周另一热点话题。
这位1988年出生于湖南农村、家境普通的中国学生，凭借自身努力，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了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后，进入哈佛大学硕博连读，师从哈佛知名化学和物理学双科教授、在发展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方面做出卓越成就的华人女科学家庄小威。目前，何江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生物医学方向的博士后研究，涉及组织工程、药物筛选和癌症的早期检测。
何江的毕业演讲题为The Spider’s Bite（《蜘蛛咬伤轶事》），从自身经历入手——初中时被毒蜘蛛咬伤右手，因为医疗条件欠缺，妈妈用土办法为其火疗伤口——引出自己对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不同地区分布不均的担忧。他说： “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更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的社会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心是，将知识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
“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在演讲的最后，何江说，“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知识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登上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台，需经三轮竞选，由于各种原因很少有中国学生申请。早在今年5月上旬，何江就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表示：“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用论，认为寒门很难再出贵子。这样的观点让我觉得挺无奈的……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何江与自己的博士生导师、著名华人科学家庄小威合影。邹思睿 图
5月27日晚，新媒体平台《知识分子》视频采访了何江。访谈中提到他的父母，何江认为自己有两位很开明的父母。除了当年没有让他成为留守儿童外，“很多乡下的父母可能会希望子女上完学去找一个收入可观的工作，尽早赚钱，但我的父母对我没有这些硬性的要求，这点让我很感动。”
而什么是科研中最可贵的品质呢？何江认为首先需要沉下心来做，还有就是严谨。他举例发文章要在实验设计上尽量完善，把错误降到最低，“如果你发表了一个不对的东西，对同行以及想要学习和参照的人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具体到这次演讲，何江认为自己本身比较内敛，个性不太张扬，并表示想慢慢改变，“因为在美国的文化里，稍微外向一点比较好。我在哈佛做过很多尝试，这个演讲可以说是一次自我突破。”至于演讲的技巧，他感觉英文演讲和中文演讲有很大的不同，英文演讲需要从一个很小的视角出发，而不是用综述的手法。这也是他以一个小故事开头的原因。
何江在演讲中提到了科学技术需要抵达那些相对比较贫穷的人群。但很多人认为，这超过了科学家的努力范畴。他对此表示认同：“科学知识的传播不是简单的一个人，一个领域的人努力就可以简单解决的。它更需要社会上不同的人一起努力才可以。哈佛志在培养很多以后在不同行业做领袖的人，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演讲让这届毕业或将来毕业的学生来反思这个问题，来把这个使命感带出去。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演讲里并没有具体说我们该怎么做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演讲给哈佛毕业生传达这样一种社会使命感，希望各行各业的人都努力做好自己的那一部分，如此形成一个更好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