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瑞尔·卡弗(Terrell Carver，1946—) 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布里斯托大学教授。作为一名政治学家，他一直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代表作有《马克思的社会理论》(Marx's Social Theory，1982)、《后现代的马克思》(The Postmodern Marx，1998)、《剑桥导读系列:〈共产党宣言〉》(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2015)等。
2018年5月，卡弗教授应邀访问南京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参加了“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张一兵教授与卡弗教授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主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对话。南京大学哲学系杨乔喻副教授全程担任翻译，吴頔同学进行了录音整理。以下是此次对话的主要内容。
张一兵：在您的书①中，您批评了从陶伯特开始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整理方案。但是，陶伯特的整理实际上是有前后期的，1972年在MEGA2试行版中先有一个陶伯特版本，后来在2003年又出了第二个版本，并且这两个版本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刚刚出版的MEGA2第四部分第5卷与陶伯特版本又有很大差别，但是与您此次的英文文献版在总的思路上是接近的。
卡弗：是的，这本书是2014年出版的。
张一兵：多年前，我们曾讨论过日本学者广松涉对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排方案的否定，实际上，这一方案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卷中任意删除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许多内容，并对文本进行了主观拼接。对这样一种伪造、制造和任意编辑的行为，我们曾共同提出反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事实上，近些年我们已经正式出版了1926年的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同时也翻译出版了巴加图利亚和广松涉的版本，并将陶伯特的两个版本(即1972年版和2003年版)合并为一本书出版。而您的文献版则是第一次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这部重要的文献手稿，我想会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在这点上，我认为您的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卡弗：谢谢您的肯定。
张一兵：不过在这里，我也想和您交换一个意见。在您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是一本书，并且您明确反对这一文本代表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我以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它是不是一本书并不重要。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样不是一本书，它是一部没有经过编辑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不是一本书，它是马克思写于1857—1858年的手稿。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不是一本有意撰写的书并不重要。在2007年出版的《回到列宁》②中，我批评前苏联和中国学术界将列宁的“哲学笔记”变成了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并不存在，它只是列宁在近20年的时间里学习哲学的过程的记录。而将它变成一本书，变成列宁的一个伟大的“辩证法”构想，这里面就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从表面上看与您是接近的。但是，在20年前的《回到马克思》③中，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就是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时，实际上会面对三种文本。第一种文本是书，或者说是公开发表的文献。第二种文本是手稿，我觉得，对于了解马克思的思想来说，手稿比书更重要。第三种文本是书信和笔记，而笔记则更接近马克思思想中最原初的东西。在这种关系中，手稿也好，笔记也罢，是不是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克思真实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因此，即使《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一本书，我也可以接受，中国的学者们也都可以接受。按照您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书名似乎是不能叫了，那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无名文本，或者用更确切的话说可以称其为“1845—1846年哲学手稿”。它不是一本书，但可以是一部手稿，我的理解是:手稿和笔记可能离马克思真实的思想更近。不知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再补充一点。一个作者在写一本准备公开出版的书时，实际上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马克思，他当时是受到了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限制，书报检查令规定，超过一定字数可以免检，因此，按照列宁的说法，为了逃避书报检查，《神圣家族》(翻译成中文有将近60万字)有不少内容都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多。因此，公开出版物受外部的影响很大，而在手稿中，马克思并不需要考虑外部压力和其他因素，可以直接地表达出他的真实想法。
卡弗：这里面存在许多我想谈论的问题。首先，马克思在撰写一些公开出版物时的确会涉及多种考虑，比如，在《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他要考虑能否出版、找谁出版以及资金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您说的“书报检查令”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在国外出版来解决。所以，当时的《新德法年鉴》和《新莱茵报》都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即在国外出版。其次，关于我与陶伯特的区别，我认为主要是方法上的不同，而非在具体的编辑上有多少差别。在我看来，在陶伯特那里，还存在一个作为最终成品的文本，而任何这类企图都会抹杀其中的思考过程，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呈现其中的差异性和思考过程。所以，我还是比较推崇广松涉的编排方式，因为在广松涉的编排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哪些是马克思所写，哪些是恩格斯所写，以及他们又在何处做了怎样的修改，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手稿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个人的作品，而是由两人合作完成的。那么在手稿中，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写作的过程中，哪些是他们个人的意见，哪些是他们共同的意见，哪些又是不同的观点?
张一兵：这一点的确很重要。我认为您的英文版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在您的版本中第一次复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的修改过程中被删除的内容。广松涉在他的版本中区别了马克思的写作内容与恩格斯的写作内容，同时又在手稿的原位上复现了两人修改的过程，在去年出版的MEGA2第四部分第5卷中，修改的部分是在原来手稿的位置上印刷的，但是仍然没有复现被删除的内容。而您的稿本则保存了删除的内容，从而第一次让英语世界的读者看到了马恩手稿的原始情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绩。实际上，在过去的10多年中，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也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电子数据库，您用英文做的这件事情，我们也用德文—中文电子版呈现了出来。在我们的电子版中，每一个删除的部分都通过电子文档展现出来，并且所有不同的版本信息也都收录其中。但是，我们没有将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同的部分用不同的字体表现出来。而在您的书中，马克思撰写的文字部分用了加重体，而恩格斯撰写的文字部分并未用加重体，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卡弗：谢谢您的夸赞。其实，学术界在理解上述手稿方面一直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该手稿是关于费尔巴哈的，但实际上，这部手稿的写作是针对施蒂纳和鲍威尔的，我在书中也做了详细的解读。那么，如果从这样一个全新的观点出发，对手稿的解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如果从哲学的角度去探讨，我们当然希望看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写作，但是在我看来，这部手稿实际上还是关于施蒂纳和鲍威尔的。
张一兵：在我的《回到列宁》一书中，为了反对前苏联教材主义的构架，我在否定列宁的“哲学笔记”是一本书的同时，还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是重新命名了“伯尔尼笔记”，过去它是被放在“哲学笔记”当中的。第二是提出了“拟文本”的概念，我发现，在编辑这个笔记的过程中，有一种文本是苏联学者按照读书批注重新制造出来的。第三，更重要的是，我的这本书详细说明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所发生的一个转变过程，这在过去的教科书体系中是被遮蔽的。您提到手稿实际上不是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章之所以叫“费尔巴哈章”，是因为后来有这么一个标题。我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说“1845—1846年哲学手稿”)既不是关于费尔巴哈的，也不是关于施蒂纳和鲍威尔的，因为施蒂纳和鲍威尔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根本不会为了他们写一本书，这部手稿(特别是它的第1卷第一章)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正面表述自己观点的作品，是关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文献。这也是大部分中国学者的普遍看法。
卡弗：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我认为，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与同时代的人形成了一个小组，他们真正关心的话题是政治。如果从政治活动的视角出发，那么马克思的批判就是一种政治批判，政治批判就要批判他的同时代人、甚至他的同路人，马克思实际上是从政治上批判他们哪里做的不够好。所以，这些他所谓的批判对象在当时都是在政治上有一些影响力且非常重要的人物。与您相同的认识就是，我也认为马克思通过批判在思想上取得了一些进步，获得了一些新东西;而与您的分歧则是马克思是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我要恢复的不是这部被称为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文本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是要复原1840年代马克思与其同时代的人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我所关注的也不是马克思提出的哲学思考，而是政治领域中的一些新观点。这就是我们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说马克思在这时思考的是哲学的话，那么他为什么没有从批判费尔巴哈开始，而是从鲍威尔和施蒂纳开始，而后两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批判活动的写作，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看到他们，是因为这部手稿保存下来的部分有他们，当然不能确定是否仅仅局限于他们。
张一兵：这大概就是我与您之间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对于您的观点，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即从1838年开始，政治一直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在1842年以前，马克思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他反对宗教神学和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到了1843年，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已经有了转变，他开始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实现的是政治解放，然而还有一种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人类解放。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哲学共产主义。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1847年和1848年，最后一直到《资本论》，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思想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您完全一致。
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使是从1844年到1845年，同样是在讨论政治学，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有没有变化?比如说，1844年马克思对政治学的讨论和对雇佣制度的批判与1845年之后对斯密所说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在方法论上有没有不同?我觉得，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劳动的类本质出发来说明雇佣制度是异化的、非人道的，这还是一种基于价值悬设的道德审判;而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强调从封建专制的解体中客观发展出来的资产阶级的物质生产方式，并且通过这一生产方式的变化说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两者在方法论上是根本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新的方法叫不叫什么“主义”并不重要，关键是在方法论上有没有改变。1848年，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他的共产主义政治宣言。1857—1858年，马克思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此时马克思的方法论与之前有没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没有，那他为什么要说明自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了经济学研究?退一步说，即便是在所谓的“1845—1846年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和鲍威尔的政治观点时站在了何种立场，依据的又是何种方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而您都没有谈到。
实际上，在20年前撰写《回到马克思》一书时，我专门讨论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认为，施蒂纳对青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批评实际上是在批评他们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即类哲学的方法论。所以，从类到个人，马克思在方法论上是有很大变化的。可以说，施蒂纳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刺激，这也为马克思提供了方法论思考的一个新方向。这一方法论的革命将他自己的政治观点与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政治观点做了非常大的区分，并形成了新观点。我与您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承认《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了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而是在于马克思观察世界的方法论有没有发生改变。
我举一个比较近的例子。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思想，即对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观念是否正确，而是老百姓有没有东西吃。而老百姓要有东西吃就必须从物质生产出发，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40年来，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明确证明了社会发展必须从物质生产出发这一基本方法论的正确性。您可以不把它称作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是否承认这一点将在方法论上决定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根本不同。所以，邓小平说，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政治。
卡弗：刚才您提到了马克思从“从观念出发”到“从物质生产出发”这样一种方法论的变化，我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确实发生了一种变化，即从哲学转变为参与政治活动和关注经济问题。我同意邓小平所说的发展经济本身就是政治，我也认为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变化恰恰是从政治上关注物质这样一个基础性的东西。但是，我认为这种转变并非发生在1845年，而是发生在1842年春，即马克思成为《莱茵报》记者的时候。因为，马克思曾在1859年的自述中谈道，他第一次触及物质利益关系是1842年为《莱茵报》写作《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时。这里涉及的不是哲学方法论上的转变，而是其政治活动的变化。我在书中强调，我们要关注马克思为报纸撰写的各种政论文章，因为这些文本才能真正再现马克思的思想。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考察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就应该集中考察《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所撰写的、发表在报纸上的政论文章。因为，在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时，这类文章会比一些手稿和其他种类的文本更加重要。我的新书实际上就是依据平时被大家忽略的那些马克思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建构的，这些报纸上的文章体现了马克思在当时所从事的不是哲学思考和写作，而是政治实践。
比如说，马克思确实存在着一个转向，即开始关注经济问题，但是我认为，在学院派的研究过程中，存在一个问题，即将一些导向性的东西拿出来进行重新编织，并且从未把政治性的参与和写作当成主要线索，而是试图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进行学院式的挑选和重构。但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政治活动以及这些政治活动发生的背景，还有他面对的听众和读者。我认为，马克思在这个时期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实际上是他为自己写作的、给自己看的，因为当时并没有发表，所以，这个时期更重要的反而是发表在《莱茵报》以及同时期的政论文章。马克思撰写这些政论文章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批判他同时代与他一起撰写政论文章、被他称为“业余的政论家”的人们，马克思要批判他们在政治活动中对经济问题的忽视。在《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才有了这样一个政治上的方法论转变。我认为，对经济和物质利益的思考在黑格尔那里就存在，即黑格尔关于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讨论。如果这样看的话，马克思在1845—1846年批判鲍威尔的意图就比较明确了。
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意识到了———恩格斯可能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了———经济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才从经济的视角出发去批判他们同时代在政治上的业余对手们。在我们现有的学院派的理解中，一些有关经济思考的部分被拿出来并被重新编织为对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这样一个手稿并不是关于费尔巴哈的，而是关于施蒂纳和鲍威尔的，是关于政论的批评。实际上，我们要想还原这个过程，就要利用重现手稿的方式，去还原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过程。在他们看来，费尔巴哈在经济上的思考是不足的，所以才会有后来他们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这明显体现在1845年马克思所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我的结论就是，这里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马克思对哲学的思考，更多的是他对现实政治的思考。
张一兵：暂且不说您对所谓“学院派”的偏见，即使您与我在观点上的不同可能也体现了哲学与政治学两种学科不同的观察视角。我曾在《回到马克思》中提出，如果每一位读者、每一位研究者的解读模式都有所不同，那么他们看到的文本的侧重点就会不一样。您更多地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而我可能更多地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我觉得存在这样一个差异并不是大问题。而且，您所关心的政治问题在前苏联和中国学者过去的讨论中并没有被忽略掉，实际上有很多专家和学者与您一样十分关注马克思的政论文章。除了早期写于1842年的文章，还有《法兰西内战》、《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之后写给查苏利奇的信等等，这部分内容并非被忽略了，而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是过去苏联和中国的一个研究传统。但是，从我们的学科角度，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恰恰不是从哲学而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入手。比如说，我的《回到马克思》并非从单一的哲学角度出发，而是更加关心马克思从1844年开始对经济学的三次研究以及这三次研究对其思想转变的作用等等。当然，这里的一个中心线索是马克思如何进行政治斗争以及他的政治立场本身所依托的方法论，因为方法论对政治学、经济学以及马克思后期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对机器史的关注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分歧不完全是两个学术领域或两个思想家因解读模式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因为即便是在政治学科内部，方法论的不同也会导致政治结论的不一致。
在我们看来，1842年马克思的确开始转向关心社会现实问题，但那时他的思想还停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立场上，所以他才会在评论“林木盗窃法”时将议会议员们追逐物质利益斥责为“下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方法论立场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1843年，在这个转变中，马克思的确转向了物质利益和唯物主义。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他已经认识到，不是国家与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也坚持这一点。我们与您的不同不在于是否承认1843年的转变，而是我们认为马克思在1845年发生了方法论和政治立场的第二次转变，即从哲学唯物主义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共产主义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且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学立场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深刻认识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进而言之，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改变，从根本上说在于他认识到了政治学本身也是与不同的历史阶段相一致的。在封建社会，政治学是动物的、生理的、遗传的世袭制，而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基础则是奠基于现代工业文明之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马克思后来发现，政治本身转变的基础是经济的现实结构的改变。而在方法论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过去传统的教条主义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看成整个历史的基本点，但是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④中，我区分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历史的“一定的”历史情境，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定阶段、一定水平。刚才您所讨论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在后来发现，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因为在原始部族中根本没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也根本没有政治学。而刚才我们所说的经济背景决定政治，在我这里则被定义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总而言之，方法论的不同会导致政治学在观点上的不同。
卡弗：我坚持我的观点。当然，我认可经济学在马克思讨论政治的过程中给予他的启发，但是，在马克思的写作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他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的政论性文章。这些文章让我采取了一种方式，即拒绝截取马克思的一些文本来做任意的判断。马克思的政论写作是他对政治的实际参与，但由于文本的局限，马克思撰写的一些政论文章没有被保留和收藏，已经无法找到，从而就会导致一些重要问题的缺失。比如，当时马克思写作的一个重点是法权改革，因此他会讨论当时的政治背景，例如中世纪的所有权过渡到市场化所有权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等激进的政论家们看来，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护穷人的利益十分重要，这应该是马克思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却没有发现相关的文章。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如果我们讨论文本学的话，是否可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以一种日记的重构形式将马克思所有的写作按照日、月、年的时间顺序进行编排，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变化与发展过程?当然，这在操作上是有难度的，因为涉及多种文本，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公开出版或发表的著作、手稿、书信以及笔记等。但是，如果可以这样操作，就能避免任意的截取、制造和诠释。这样，我们就不用去判断一个文本的重要性，而是只按照时间顺序去看马克思思想的渐进发展过程。
张一兵：将马克思的所有文本还原到每一年、甚至每一天的写作中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对研究本身可能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它并没有改变文本本身。现在，我该提的问题基本上提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一个我很感兴趣的小问题。在您的书中，您认为恩格斯所开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路是不合理的，并且有可能出现一个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相近的全新思路，甚至出现从真理和确定性到意义和去中心化的后结构主义转向，我要问的是:您的这些观点是否有文本支撑?
卡弗：当然，这些观点是有文本依据的，我有一篇还没有正式发表的文章，专门谈到了文本依据问题。关于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是我提出的，而是《作为自然历史学家的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⑤这本书中的观点。那么，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开创了一种后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呢?我认为，所谓的“后维特根斯坦”指的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在拒斥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同时，试图寻求一种全新的政治观和哲学观，这种政治观和哲学观并未将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物质作为二元对立起来，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实践姿态将两者综合起来，这是一种全新的哲学方法，它与维特根斯坦对实践世界的强调相关。我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这些例子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恩格斯的文本做的一些修正，这些修正的一个共同之处就在于马克思将恩格斯文本中出现的“物”、“物质”改成了“实践”或与实践相关的一些概念。比如说，恩格斯写的是“物”，马克思改成了“实践”;恩格斯写的是“意识”，马克思改成了“人与外界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些文本依据可以支撑这样一个观点。
张一兵：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应该是一个事实，从他们相识相知到后来延续一生的亲密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考侧重点和方法论特征都会各有不同，但在根本的理论目标和现实变革方向上，两人在1845年之后是一致的。您提到马克思在手稿中将恩格斯所用的“物”改为“实践”，将“意识”改为“人与外界的关系”，这些细节都是非常重要的指认，值得我们关注。但是，您所说的马克思消除了主—客二元对立的“后维特根斯坦”式的实践观点，准确地说是发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意识到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在消除了主—客对立的实践活动中，还存在着不同层次的方面，比如你更关注的政治实践(阶级斗争)，以及科学实验活动等。但是，他们最终确认，在人们变革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是全部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一确认是比指认实践优先更为关键、更为深入的理论突破，也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的方法论革命当然不仅仅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后来的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所说的具体的历史性，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深化。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注释：
① 指的是卡弗教授与丹尼尔·布兰克( Daniel Blank) 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各版本的政治史》 (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Germanideology Manus”，Palgrave Macmillan，2014) 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 “费尔巴哈章”的呈现与分析》 (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Manus: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FeuerbachChapter”， Palgrave Macmillan，2014) 。
② 张一兵 :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③ 张一兵 :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④ 张一兵 :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⑤ TheodoreS．Schatzki，“Marx and Wittgenstein as Natural Historians”，in Gavin Kitching and Nigel Pleasants(eds.)，Marx and Wittgenstein: Knowledge，Morality and Politics，London: Routledge，2002，pp．49－62．
文章来源
国外理论动态 · 2019 年第1 期
实践与文本
编辑/袁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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