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裔在硅谷已经成为不容小觑的力量，而且是从做技术到做管理的全面铺开。此外，在中国的软件行业，尤其针对欧美的软件外包业，印度裔高管的比例越来越高，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从给美国做外包，转为给印度做转手二包。
很多人认为印度裔在英语方面的先天优势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同样英语化程度很高的菲律宾，输出最多的却多是菲佣。
那么印度人在全球IT业高歌猛进的背后，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或许今天这篇文章，能启发我们的思考。
图源／视觉中国
华裔集体被碾压
经常听到有人感叹硅谷的高科技公司都被印度人“占领”了，具体到什么程度了呢？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在硅谷的 1/3 工程师是印度裔，硅谷高科技公司里 7% 的 CEO 是印度人；印度人创建的工程和科技公司比英国人、华人和日本人所创建的总和还多。
噢，对不起，这还只是一份十一年前（2008年）的报告。
今天，三大硅谷 IT 公司：苹果、谷歌、微软，后两个的 CEO 都是印度裔。
除此以外，摩托罗拉、诺基亚、软银、Adobe、SanDisk、百事可乐、联合利华、万事达卡、标准普尔……这些知名国际巨头的 CEO 都已经被印度人拿下。
即使在整体商业领域：
全美 500 强企业中，外籍 CEO 有 75 位，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印度裔（籍）10 位。英国裔（籍）9 位。另有来自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其他国家的人士。中国香港华裔（籍）和中国台湾华裔（籍）分别有 1 位。
从 1999-2012年，虽然印度雇员只占硅谷整体雇员人数的 6%，但印度人在硅谷创建的公司占全硅谷的比例从 7% 飙升到了 15.5%！
而且不同于华人硅谷高管往往本科甚至更早前就来到美国的情况（陈士俊8岁、李开复11岁开始接受美国教育），印度裔的硅谷高管几乎全部是本科甚至念完研究生才来的美国。
其中不少人都毕业于印度最厉害的高校——印度理工学院（IIT），据说是世界上第一难考大学（45万人报考，只录取3%）。
但是如果我们查看清华北大的高考录取率就会发现IIT 和清、北相比并没有明显更难考。
另一方面，在教育拨款上：即使用最夸张的算法，IIT 是每个学生每年30万卢比，折合人民币2.9万。而清华 2017 年的教育经费拨款30亿元，平均到每个学生便是高达8.3万元。可以说从任何角度都碾压印度理工。
换句话说，清华的录取往最宽里面算也不比IIT容易，清华每个学生的教育资源用最严格的方法算也比IIT最宽的算法高得多。结果是，“留美预备学堂”在美国被人家全线碾压。
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啊。
“印度理工”式教育
说到印度理工，其实最早我并不是从关于硅谷的新闻上了解到的，而是一部经典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
不论是开头的电击门口小便者，还是最危机关头的紧急助产里的临时网络教助产、自制发电机、自制吸尘器吸胎儿……完全体现了影片对智慧的概括：敢于穷折腾、动手能力、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能力。
《三傻大闹宝莱坞》剧照
考虑到 IIT 相比中国大学要少得多的资源来说，喜欢穷折腾真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一直在搜集关于青少年科技制作、实验类的资料。
一次我看到一本《爱上制作》，是从美国引进的制作类的书，里面讲到一个印度的老师，教授孩子用各种廉价的材料甚至是回收的垃圾制作科学玩具，其中有一张这样的图片：
一支铅笔不依靠任何竖直方向的接触而悬浮在半空中。如此神奇，同时又如此简单和质朴。
文章说，2006 年一个印度小女生籍由这个小制作所撰写的科学报告参加了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因特尔国际科学和工程展（ISEF），并获得了第二名。又因为这次的获奖，被英国的大学录取，甚至在2010年麻省理工林肯实验室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
真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然后我记下了这老师的网站。一过就是几天。
一天我又需要寻找实验资料，所以想起了那个记下还没有查的网站，于是我打开了这个网站：
▼http://arvindguptatoys.com/
真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网站，简直让人怀疑是 90 年代的产物，但是打开里面的“来自垃圾的玩具”链接，我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
废自行车内胎做的打气筒、吸管做的水泵、只剩一半的篮球做的数学模型、废光盘做的发电机、自行车气芯橡皮和火柴棍做的原子模型、饮料瓶做的肺部呼吸模型……
应有尽有，我当时兴奋地给友人在 qq 上推荐：“无尽的资源啊！”
然后我就搜索了这个老师的名字——Guputa，发现他竟然是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的，就更加敬佩了。我又给朋友留言：“IIT引领科学青年！”
我还搜到了他在TED上的演讲，这是TED上最好的5段教育演讲之一，我一边看一边和友人说：“看这家伙用沙哑的声音展示这些玩具，简直让人想哭。”
一位世界上顶尖理工院校的毕业生用科技带给人快乐和智慧，教给孩子竭尽所能地创造而不仅仅是使用现成的科技产品。
虽然Guputa老师不是三傻的原型，但在我心中他就是那个兰彻：信手拈来变废为宝，用自己的双手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他的事业本身也已经足够震撼人心，而且他还放弃了所有专利，从这点来说，他比电影还传奇。他曾说：
“科学教育的器材应该是任何阶层的孩子能负担得起并且能参与制作的。如果你去看许多大型的科技馆（科学博物馆），你会发现大多数的项目都是仅供展示的。
如果一个孩子在这样的博物馆花了3个小时，看那些激光装置、那些玻璃仪器、和各种发光，然后三小时以后这个（普通阶层的）孩子会感到完完全全的无助、深深的无力感。
因为当他或她回家以后，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无法延伸。这些巨型的机构，更像是权力和财富的炫耀品，而不是亲近这些孩子的教育载体。
其实，一份报纸或杂志，我们就能切割成小方块，孩子们可以做许许多多几何形状。这张纸就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几何实验室。通过一些折叠，他们可以制作出扇翅膀的小鸟、会弹跳的青蛙、孔雀或者扇尾鱼。这些就是几何学的实践，而无需过多的言辞。”
——Arvind Guputa
深入核心的“穷折腾”精神
你或许认为这样的教育太寒碜了，玩玩还可以，能有什么实际的技术推动、商业价值呢？
看这个真实案例：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发现非洲疟疾检测的重大问题是：显微镜过于昂贵，以至于当地人根本不敢轻易使用，因为一旦损坏的结果是数月甚至数年的工资。
于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工程教授Manu Prakash，开发出了一种基于折纸技术的显微镜 Foldscope，这种极其低成本、方便运输和维护的显微镜正越来越在贫困地区的疟疾防治中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作用。
Manu Prakash（马努·普拉卡什）博士
手里拿的那张纸就是一个折纸显微镜Foldscope的全部材料
它甚至被开发出设计者原本没有设想过的用途，比如在卢旺达，当地植物病理学家用它来检测香蕉作物上的真菌，而坦桑尼亚的孩子们用它来检测牛粪中的寄生虫。
更因为它的低廉价格，它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各国生物、科学课上每个学生可以拥有的学习设备。大大促进了科学教育的热情和普及。
Manu Prakash是哪里人呢？——你猜对了，印度人；他是哪个大学读的本科呢？——你又猜对了，印度理工（坎普尔分校）。
从Guputa的垃圾玩具到Manu Prakash的折纸显微镜，似乎真的能让人看到印度教育中的那种深入核心的“穷折腾”精神。
在我看来这就是正在印度发生的科技教育实践。我相信这样的实践正在为印度更强大的科技人才培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科学教育应该是好玩的、可以亲手实践的
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接受这样的教育，去动手、去创造、去穷折腾，而不是一想到科技教育，就是做题，就是专门的实验室、昂贵的器材和按部就班的实验报告。
科学教育应该是好玩的，应该是可以亲手实践的，应该是让我们的青少年拥有创造的眼光和动手能力的。
或许我们今天的学校还无法如我所愿般的快速转变，但我们每一个物理、化学、自然、科学……老师、甚至是每一个家长都可以行动起来，去让孩子拥有这样快乐有益的科学教育。
我在麦肯锡做合伙人的时候，最后两年是在我们硅谷的办公室。那时候惊奇地发现，麦肯锡北美600位合伙人，大陆接受本科教育的竟然只有两个人。而我只能算半个，因为我是在北京选上，转到硅谷的。
而同时期的印度裔的合伙人，竟然有 100 个！
其中不乏各个细分行业的大领导，而且他们大部分是本科在印度读的。
那时候感叹在国际精英职场，中国人的凤毛麟角，这些经常可以回国忽悠的“海外人才”被印度留学生甩了 N 条街。
每年北大清华这么多出国的“高端人才”，往往无非是低级码农的存在而已。我们讲全球领导力，在人才方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没有人才，何谈领导力？
人才追到根，是教育。印度的整体教育水平其实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们的 IIT 这样的精英教育（注意：精英教育不是有钱人的教育）却是大规模地产出了能够在全球舞台上发光的英才。
文：蓝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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