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大师”横空出世。
与以往仙风道骨一般的大师不同，这位叫沈巍的“大师”则蓬头垢面、穷困潦倒。
“大师”一副流浪汉模样，衣衫褴褛，一开口却是舌灿莲花、妙语连珠，读的书不是四书就是五经，顿时引来众人的顶礼膜拜。
“善始者众，善终者寡”
“广交朋友，博览群书，诚信待人，宽厚处世”
“你们买衣服几百几千，你都不嫌贵，一本书十几块，你们还觉得贵吗？”
人们不相信一个乞丐的嘴里能讲出这种话，关于他的身世便有了诸多被猜测的版本：
博学多才的流浪者、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上海徐汇区审计局的公务员、妻女车祸过世的不幸人……
网友们眼见一个出身名门、怀揣大才的“大师”，却生活得如此困顿潦倒，纷纷心生怜悯，感叹世事无常、人情冷暖。
于是，沈巍谈吐不凡的视频被贴上了各种“国学大师”、“大师在流浪，小丑在殿堂”的标签，大面积制造出“怀才不遇”的观感，引发了更多人泛滥的同情。
事实上，从术业有专攻的角度讲，沈巍的水平离大师还有很远的距离。
只不过在人们长期的印象中，流浪汉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文化且不劳而获的人。
而沈巍读过大学，曾是公务员，又有相当的知识含量，人们突然被这种强烈的反差震撼到，才给予了他极大关注。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网友们的猎奇心理作祟。
不过沈巍本人对于爆红一直保持着很平和的心态，他只希望不要再被打扰，更不要再被消费，而是能安静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他也连连否认“大师”这个称号，说自己只是一个读了不少书的人，才不是什么大师。
其实我们也都明白，“流浪大师”只是个溢美的称号，很少有人真的会对“沈大师”顶礼膜拜。
但那句一遍又一遍刷屏着的“大师在流浪，小丑在殿堂”，不禁让人开始怀疑，这个时代真的如此缺乏大师吗？
01
梁文道曾调侃道，评断一个人物是不是大师有四大标准：
第一，大师必然多半是搞国学的；
第二，大师多半得留个大胡子；
第三，大师必须得年高德劭，老得很厉害；
第四，大师要会多门语言。
有这四大标准都符合了，那就能够叫做大师了。
玩笑归玩笑，从大体上说，成为大师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主观上要有造诣，二是客观上被人尊崇。
大师往往意味着经典，而经典通常是后人“追认”的，所以大师仿佛也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人的一种评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师的存在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而更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存在。
人们对大师的追怀和推崇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试图通过对大师的界定和缅怀来对比、抵抗当下文学、文化的世俗化、肤浅化。
因而，大师一方面以历时的形式成为当代无所不在且不可逾越的高峰，另一方面又以现时的形式在当代严重缺席。
02
既然对大师的评定有一个相对的标准，那么大师的位置一旦确定后就再也不能改变了吗？
恐怕不是。
众所周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80年代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叙述和评定现代文学时，都毫无例外地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尊为大师级别的作家。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似乎成为业内的一个潜规则。
直到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才第一次对此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他这套文库的“小说卷”，在排列20世纪文学大师的座次时，不但打破了固有顺序，而且在大师名单的遴选上也作出了重大调整：
所列的20世纪文学大师由原来的鲁、郭、茅、巴、老、曹调整为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这九位。
在这里，金庸取代了茅盾赫然排名第四，并进入了大师的行列。
03
“排名事件”立即在文坛上掀起轩然大波，支持赞赏者有之，反对批评之声亦盛。
撇开“重排大师”的功过是非不论，这至少代表了青年学者日益开放的文学思维。
不论最后衡量的结果是否令人信服，这种大胆的举动就已经说明了他们追求艺术和真理的勇气，说明他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式来审视中国文学。
文学大师的界定不仅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呼唤和确立当代自己的大师。
一部作品的经典化离不开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
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作家以他不朽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从而成长为新一代的大师。
我们没有必要厚古薄今，也许时下对某些作家的认可和评价有些过誉。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人们可能就无法挣脱尊古的窠臼，从陈规俗套中脱颖而出。
04
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文学一直不绝如缕地潜存着由俗入雅的流变。
一部中国文学史，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有一个由俗入雅的变化过程，即中国文学是从民间艺术走向文人艺术的。
无论是《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古代经典，还是近代因“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的白话文小说，在一开始都是“俗”的成分更多一些，后来因其经典性而被雅化升格为雅文学。
在商业化、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当代社会，雅文学也有意识地向通俗文学倾斜。
文学的功能不仅仅是对大众进行启蒙，其娱乐功能也开始受到重视。
重新掀起的张爱玲热、金庸热以及对许多通俗小说家在文学史中位置的重新估定和对通俗文学在现当代文学中地位的重新厘定，都说明旧有的雅俗文学评价体系开始失去效力。
雅的不一定代表文学成就一定高，同样俗的也不说明品位就一定底下。
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重新洗牌正是雅俗文化重构的集中体现。
雅俗文学交融和互动是当前中国文学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向。
因此，我们评判大师，也应该与时俱进。
在当今时代，雅文学中可能诞生大师，俗文学中也可能诞生大师，能做到雅俗共赏、完美结合的人更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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