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华每日电讯》曾报道常德市临澧县80后副县长辞官务农的消息。当时，33岁的刘涛辞去副县长职务，决定回家种植红心猕猴桃。“我搞农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的，也能承担这个成本。即便创业失败了，我也不用担心生计，最差还可以找个工作，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过去这4年，刘涛的创业项目近况如何？他经历了哪些变故？心态又有了哪些改变？今天，我们推荐《潇湘晨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并附上2015年对他的专访。
副县长辞职之后，人们笑他“县官”变“鸡倌”
来源：潇湘晨报（ID：xxcbwx）
作者：记者伍洪涛、宋凯欣，实习生王佳箐
刘涛又辞职了，这次是从一个月薪4万多元的长沙民企高管岗位上。
2014年底，当时33岁的刘涛辞去常德市临澧县副县长职务，回老家张家界慈利县南岳村开始种植红心猕猴桃。
无论在谁看来，一个农村娃，考上北大，31岁做到副县长，前途都不可限量。亲朋好友以他为荣，把他作为教育下一代的榜样。但刘涛却在关键时刻闪退，选择自主创业。为此，他遭受了不少非议。
7月24日，张家界市慈利县南岳村，刘涛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家的土地上种满了鲜花。图/实习生张云峰记者金林
“儿啊，你这么高的工资，辞职干什么？”
和以前一样，他这次辞完职后才告诉家里。母亲彭从浓接到电话时，刘涛已从长沙开车到了镇上。回家见到母亲的一刻，刘涛忍不住大哭。
彭从浓吓了一跳，上前抱住儿子，边哭边问：“儿啊，你怎么了？”母亲一度揣测刘涛是不是犯了错误。
“不是的，我一看到您就想哭，妈只有一个。”刘涛接着说，“我辞职了”。
此前的几年，彭从浓一直在长沙带孙子，因为操劳过度，患了黑色素瘤，两年住了13次院。最后一次手术，她截掉一段拇指才控制住了病情。这让刘涛心痛万分。辞职后，他第一时间赶回村里。
“儿啊，你这么高的工资，辞职干什么？”面对儿子归来，彭从浓虽然很高兴，但还是为他丢掉高收入的工作而惋惜。
“钱有什么用啊，妈妈是最珍贵的，我就回来陪您两年，等您病好了，我照样可以闯事业。”刘涛说。
除了父母，对刘涛归来感到高兴的还有南岳村村主任刘际义。早在2017年底，新上任不久的刘际义就找到彭从浓，希望让刘涛回村里任第一书记。刘际义看重刘涛的政商阅历，想借助他的资源优势，帮助村里脱贫。
2018年3月份，春节刚过，刘际义就跑到长沙，邀请刘涛回村任职。刘涛回复，他有回乡做贡献的想法，但手上还有事没忙完，要考虑一下。
2018年底，刘涛突然致电他，表示愿意回来。
村里少有的北大学生，从小到大始终第一名
南岳村距离长沙280多公里，交通不便，一条马路曲曲折折通向外界。
在刘涛之前，村里甚少出大学生，更别提北大清华这类名校。在父母眼里，刘涛自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自制力特别强的人，“读书的时候从来没让人操心过”。
彭从浓回忆，刘家亲戚关系紧密，往往都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在县城里过大年三十。但每次团聚，刘涛不会等这天过完，他总是一个人步行40里山路，返回村里。
“那时候没有手机，第一次他‘失踪’时我们还很害怕，找回去才发现他在家里。”彭从浓一问才知道，刘涛觉得县城太吵，影响自己复习。
彭从浓说，刘涛从小到大在学校始终是第一名。1999年，刘涛考入北大图书馆学专业。
知道刘涛考上北大的时候，彭从浓正在外面吃酒席，听到消息后手舞足蹈。刘涛父亲则买来一堆鞭炮，沿着祖坟放了一圈。
最年轻的副县长辞职了
2003年大学毕业后，刘涛考取了选调生，先后在张家界永定区双溪桥乡、共青团张家界市委、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省委统战部等单位工作。
2012年底，31岁的刘涛赴常德临澧县上任，成为当时当地最年轻的副县长，分管工业、安全生产等工作。
刘涛作为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这种上升速度让很多人吃惊。
但刘涛分析，自己仕途顺利，一方面得益于北大的光环，无论做什么，都会受到关注；更重要的是他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性格。“我不争不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还都能做好。”
也是在这个时候，刘涛有了新的想法。
刘涛说，在副县长位置上，他常下基层，跟农民接触多了,就觉得农民太需要人带领他们创业。“现在村里没有年轻人，很多地都荒着，我觉得再不回去做点事，可能就晚了。”
他把想法和妻子交流之后，就辞职了。
指望着刘涛光宗耀祖的爷爷，听到消息后失声痛哭。父亲刘际明则指着刘涛的鼻子斥责：“从农村考上北大，现在当了官，多不容易，你这是什么意思？”
村里很多人也觉得刘涛的选择不可思议，各种猜测开始流传：刘涛是不是犯事了？是不是书生气太重？
曾有人问刘涛，他这样的人才辞职搞农业是不是“浪费资源”。刘涛回答，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非常缺人。“一个县的副县长有七八个,但对一个村的农民来说,带领他们致富的可能只有一个。”
创业惨败，交了30多万元“学费”
然而，辞职后第一次创业，刘涛就遭遇了惨败。
经过考察，刘涛选择回乡种植红心猕猴桃。他和妻子把家底拿出来，投入30多万元，成立了南岳村第一个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指导，基地里的果苗大量枯萎死亡，补种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看着漫山枯死的果苗，刘涛欲哭无泪。
第一次创业，就交了30多万元的“学费”。总结后，刘涛认为，会读书、会“当官”，不一定能当好农民。在发展农业产业方面，自己经验不足，也缺少市场意识，如果不补齐自身短板，再贸然上马其他项目，还会重蹈覆辙。
为了养家糊口，首次创业失败的刘涛，只能暂时先找工作赚钱。
在朋友的推荐下，刘涛加入湖南一家大型生猪养殖企业担任董事长助理。一年后，他带领公司团队前往湘西开拓业务，创造了“企业+银行+贫困户”的精准扶贫模式。刘涛自嘲，“养猪”两年，自己算是对农村实际情况有了较深入认识。
随后，刘涛又应校友企业家邀请，加入长沙一家生物医药企业担任高管。
去年，想自主创业的刘涛，再次萌发回乡念头。这一次，刘涛与有养殖经验的朋友合伙，投资200万元，在南岳村流转100多亩山地，成立养鸡场，专心养鸡。
第一次创业的惨败教训，和随后养猪学来的管理经验，让刘涛这一次的创业终于开花结果。第一批鸡上市时，刘涛拉到集市上去卖，人们纷纷过来围观、购买，并笑称他“县官”变“鸡倌”。
回首这些年的创业，刘涛感慨，以前自己是政府思维，有宏观上的概念，但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现在则是市场思维，懂得因地制宜，随时变通。
去年底，在刘际义的再三邀请下，从创业中缓过一口气的刘涛，答应担任南岳村第一书记。
回村当不拿工资的“推销员”
正式上任前，刘涛在朋友圈里写了一封对全体村民的公开信，解释自己回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原因：一个人在外混得再好，家乡依然贫穷，都谈不上真正的成功。
上任第一书记后，刘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村里坏了3年的广播修好了，方便以后的宣传。
他把主要精力放到帮村里的农产品寻找销路上。刘涛觉得村里的蔬菜肉类产品绝不比市场上那些品牌产品差，他说：“只是我们的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品牌，卖不出好价钱。”
为了推销农产品，刘涛跑到慈利县城，找认识的酒店老板，将从农户家中收购来的葛根、蜂蜜、腊肉、土鸡等土特产，挨个拿上门推销。因为品质优良，产品很快打开销路，甚至销到了长沙。
为了提高产品知名度，刘涛还打出慈利县政府大力推行的“硒有慈利”品牌。
在刘涛的努力下，如今，长沙一家大型酒店80%左右的做菜原材料来自南岳村。
刘涛未来的初步打算是，由一家农业公司负责收购村里的山货，对接城市购买力，逐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刘涛还有着一长串的长远规划。南岳村靠近张家界核心景区，他打算用5年乃至10年时间，大力发展家乡的生态旅游产业。
有人曾问刘涛，为一个没工资、不赚钱、得罪人的职位付出，为了什么？刘涛回答，自己之前没有能力，但现在时机、信心、能力具备，在自己不饿死的情况下，想担起责任而已。（原题为《副县长辞职之后，人们笑他“县官”变“鸡倌”》）
此前报道
刘涛：辞官务农不是个艰难决定
来源：2015年6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丁永勋
谈辞官：就是一种职业选择
记者：正式辞去副县长职务是什么时候?
刘涛：正式提出辞职是2014年10月份，办了一个多月，中间县长找我谈话，表示了挽留。2014年12月底，县人大开会，正式同意了我的辞职申请。
记者：是彻底辞职，还是暂时离职创业?
刘涛：彻底辞职，公务员身份没有了，拿到公司的营业执照，我开玩笑说“终于当一把手了”。医保、社保什么都还没顾得上管。停薪留职不太可能，也不符合现在的公务员法，这不是吃空饷吗?
记者：还是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辞职原因吧。这么年轻当上副县长，很多人可能四五十岁也坐不到这个位置。我看到网上有人猜测，辞职或者是干得不好，提拔无望；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无法胜任，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刘涛：其实我当公务员，干得还算不错的。最近有空的时候，我整理以前的材料，翻出很多之前得的荣誉证书，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还拿过公务员二等功奖章，这个是很难拿的。
不能说是因为当不了县长才辞职的，那个记者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如果按部就班做下去，也不是没有提升的空间。辞职前我还被借调到省国税局工作，应该说领导对我的工作是认可的，也有进步的机会。
记者：那辞职跟中央改作风或者八项规定下“当官不易”有关系吗?
刘涛：我个人觉得关系不大。像我们从机关下来的年轻干部，本来对官场各种应酬饭局是抵触的，管得严了反而是一种解脱。我在县里分管工业、劳动保障和安全生产这些，经常要下乡，有时候觉得让司机开车接送有点浪费人力，经常自己开车去。周末或节假日回长沙，也都是开私家车，或者坐火车，没觉得有太大变化。
记者：那有没有什么一个契机，或者什么事情触动你做出辞职创业的决定?
刘涛：我有这个想法，至少有大半年了，到县里工作以后，下去多了，跟老百姓接触多了，觉得农民太需要人带领他们创业了。我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对家乡和土地有感情。你去看看就知道，我的家乡环境很美的，但因为没有年轻人，很多土地都在那儿荒着，最多种点玉米，因为省事嘛。我觉得再不回去做这个事，可能就晚了。
记者：这么说你觉得这个决定很自然，也不算多艰难多重大?
刘涛：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一种职业选择。我跟其他记者说过，我觉得农民是最自由的职业了，而且我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做。
我辞职半年多了，一开始也没有太多人关注。因为湖南日报有个副总编是临澧人，回老家听说了这个事，一定要采访我。我一开始还不太愿意，但他们说这个是好事，正能量，一定要宣传一下。
其实现在辞职的干部也有不少，只不过有的去企业了，有的出国了，有的创业了，辞职搞农业的不多，所以才引起关注吧。现在国家也是这种导向，公务员要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记者：不过你的家人不一定这么想吧，他们支持你吗?
刘涛：我夫人倒是挺支持的，因为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她嘛。最支持的是我的儿子，今年过年他把压岁钱都攒着，说要留给爸爸创业(笑)。
父母还有80多岁的爷爷一开始确实不理解，还流了眼泪。不过现在他们都想通了，为了支持我创业，原本都搬到长沙的父亲又回了老家，带着大家在地里干活。母亲要带孙子，又不放心家里，现在长沙和慈利两头跑。
谈创业：过去的经历都是财富
记者：我记得你当时一毕业就回湖南当了公务员，当时是什么一个契机?
刘涛：其实很简单。当时湖南省到北大选调毕业生去基层，我就报名参加了考试，然后就考上了。当时跟我一起考上的还有一个咱们同学，也是湖南老乡，我们的职业轨迹都差不多，先在乡里工作，然后到省里机关，又到县里任职。那位同学现在郴州一个区当副区长，我们经常交流，他对我辞职创业也挺赞成的。
记者：你大学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时是不是有另外的选择?
刘涛：有啊，专业对口的，可以去湖南省图书馆。但那时候刚毕业，人生经验很有限，就是觉得当公务员有前途，也比较稳定。
记者：实际上呢?
刘涛：经历过才知道，基层公务员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一开始在乡里工作，也跟农民差不多，一个月拿600块钱，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去。后来到机关，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主要做文字工作，写材料，有时候也挺枯燥的。当副县长时，工作任务更重了，收入嘛，加到一起也就3000多块。所以并不觉得有多大落差。
记者：你大学学的专业其实跟后来的工作关系不大，你怎么看在北大这四年对你的影响。
刘涛：其实当时上大学包括后来选职业，都是很偶然的，但北大四年的教育，对于我这个从未走出大山的孩子，还是非常关键的。学的专业知识可能用不上了，但过去的经历都是财富。我现在每天都看北大校友微信群，也经常跟一些校友交流，看他们谁做了什么东西，哪个同学又创业了，都很受启发。
记者：北大也有你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的楷模就是北大毕业去当村支书的吴奇修，也是你们湖南人，你参加选调到基层当公务员，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刘涛：我当时就知道他。说起来我跟他还有些渊源，我从张家界市团委调到省团委，他还是伯乐呢，当时他是团省委书记。不过我现在辞职搞农业，除了跟我是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民、对农村有感情之外，也是受这些北大校友的启发。
互联网+农业，我觉得还是大有前途的，我也有这方面创业的优势。我现在一边干，一边学，学习法律方面的东西，一些做得好的电商，也去学习一下，开阔一下思路。农村太需要有知识懂市场的年轻人了，就缺人带着干。
记者：这么多年基层干部的经历，对你今天创业有什么帮助?
刘涛：当然有很大帮助。跟那些一毕业就创业的大学生比，我还是有很多优势。从大学一出来，懂得干什么呀。你的思维、资源都不够。现在号召大学生创业，其实也很难的，成功率不会很高。公务员创业跟大学生创业不一样，经过管理部门的锻炼，见识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我现在主要不是干活，只是回去偶尔跟他们干一下，我主要研究市场和运作模式，再就是寻求支持。需要资金去找银行贷款，找农科院专家提供技术指导，还有怎么建网上平台。现在也有很多银行表示愿意给我贷款，还有水果商主动找上门要求包销我的水果。不过现在离收获还早，搞农业需要一个很长周期。
谈选择：副县长有七八个，刘涛只有一个
记者：在你们这，考上北大很不容易，这么年轻就当了副县长，辞职搞农业是不是有点可惜，甚至像有人说的有点“浪费资源”?
刘涛：我不觉得是浪费资源，当公务员和做企业，都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我觉得农村更需要回乡创业的人。我搞农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的，也能承担这个成本。即便创业失败了，我也不用担心生计，最差还可以找个工作，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选择搞农业，跟个人经历和性格也有关系，我喜欢农村，还是习惯待在农村。改变它也好，拯救它也好，我愿意去做这件事。现在国家政策导向是对的，但就是缺人去干，我现在雇的工人，都是50岁以上的，没人带头不行啊。
记者：但靠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多少呢?
刘涛：我能投入的财力确实有限，初期只搞了100亩，目前投入30多万元，而且搞农业风险很大，也需要较长的周期。我是想通过这一百亩的示范，形成带动效应。农民是很现实的，如果看到有收益，他就可能加入。到时候我提供技术、种苗、肥料，统一品牌和标准，你按我的要求生产，然后统一销售找市场，比种玉米赚多了。一亩地赚一万块钱，就是很可观的收入。
现在我们那个地方的风气也在改变，有了干活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前叫不到人，一天给100元也不干，打个麻将也能赢几十块呢。但他们看到土地能带来收入，就愿意做这个事情。
记者：当副县长也能通过积极履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啊，而且能帮助更多人，为什么非要辞职自己创业?
刘涛：一个成熟体系内的公务员，很多时候就是个执行者，有一套工作程序，有各自的职权范围，其实能做的事也很有限。我们县里干部，都有扶贫、驻村的任务，也可以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但很多时候改变农村面貌，不能只靠行政力量，还要靠产业、靠市场的力量。比如我们可以帮他们争取资金修条路，但也就是出行更方便一些，没有产业和产品，农民还是无法增加收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发展产业还是需要有人带头，但现在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才。城市把精英都收割走了，青壮年劳力也被城市收割走了。国家投入在农村建设上再多，也得有人去落实。我老家山上这几年都修了水渠，但没有人用。
记者：可是公务员也得有人干啊?
刘涛：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却非常缺人。一个县副县长有七八个呢，但对我老家的农民来说，能带领他们搞农业致富的，可能只是一个人。
记者：湖南省此前发布了鼓励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创业的文件，这是不是更促使你下了决心?
刘涛：我看到了那个文件，但那只是一个号召和倡议性的东西，没有特别明确的支持措施。不过这个导向是对的，公务员就应该能进能出，可上可下。如果官员和企业界人才能够有更多机会双向流动，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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