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西江督护是南朝岭南地区的重要统治机构之一，至晚设于刘宋大明五年（４６１），齐、梁因之。主要职责在于镇抚俚僚和控制西江交通线上的关键地域；其活动地域突破了政区间的边界限制，对于填补毗连地带的权力真空、稳固和展拓统治薄弱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西江督护活动地域在齐、梁时期经历了由西江中游向下游的变动过程，这与刘宋以降岭南地方州的增置密切相关。
［关键词］南朝；西江督护；活动地域；置州
南朝时期督护成为地方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时岭南多有设置，尤以西江督护较具代表性。关于西江督护出现的时间，吴永章和方高峰较早进行了推断；继而彭丰文对西江督护的品级、创设背景、活动范围和作用进行了较全面研究。无疑，上述研究为理解西江督护在岭南地方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具借鉴意义。但由于史料解读的偏差致使研究结论令人难以信服；另外，在南朝地方统治，特别是边远地区趋军事化形势下，西江督护的设置、活动地域变动与岭南政区调整是否有关联诸问题还有待厘清。基于此，笔者认为将西江督护置于南朝政区体系和岭南特有环境中重加探讨，很有必要。
一 西江督护设置时间辨析
督护称号汉代已有，严耕望对督护一职有详细阐述：军府“外遣之任则有督护之制。督护乃临时遣署，非恒职也。大抵晋世诸将行军常遣督护以统之，诸州亦然。盖临时差遣上佐参军等督护诸军以事征伐，后乃演变为官称。以其职在统军，故为重任。”作为官称的督护，至晚两晋交替之际已出现。东晋南朝时期，督护已成常见官职，岭南地区多有设置，可谓类型繁多。《梁书·诸夷传》载：义熙三年（４０７年），林邑王“须达复寇日南，杀长史，瑗遣海逻督护阮斐讨破之。”时南海贸易船舶多沿交州海岸以通广州，“海逻督护”当为防守沿海航道而设。刘宋初交州设“流民督护”，用以统督流民。
今两广地区则置有西江、南江和东江督护，其中西江督护最早见于记载，存续时间最长。西江督护首见《宋书·刘勔传》：刘勔“以本号为晋康太守，又徙郁林太守。大明初还都，……先是，遣费沈伐陈檀，不克，乃除勔龙骧将军、西江督护、郁林太守。”则西江督护至晚设于刘勔第二次出任郁林太守时。
吴永章推断西江督护的设置“至迟不晚于宋明帝泰始年间（４６５－４７１年）”，不能成立。方高峰重加考证后认为“西江督护只可能置于大明三年（４５９年）或四年”。其所依据的两条主要史料如下：
《宋书》卷９７ 《夷蛮·林邑国传》：
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拜龙骧将军。四年，檀表乞官军征讨未附，乃以檀为高兴太守，将军如故。遣前朱提太守费沈、龙骧将军武期率众南伐，并通朱崖道，并无功，辄杀檀而反，沈下狱死。
另《宋书》卷８６ 《刘勔传》：
（刘勔）以本号为晋康太守，又徙郁林太守。大明初还都，……竟陵王诞据广陵为逆，勔随道隆受沈庆之节度，事平，封金城县五等侯。除西阳王子尚抚军参军，入直阁。先是，遣费沈伐陈檀，不克，乃除勔龙骧将军、西江督护、郁林太守。勔既至，率军进讨，随宜翦定，大致名马，并献珊瑚连理树，上甚悦。由上，可知两条史料的记载存在抵牾之处，就所叙事件先后顺序而言存在两种情形：其一，《林邑国传》和《刘勔传》所述费沈南伐和伐陈檀乃同一件事，即大明中陈檀归顺后，大明四年（４６０）费沈、武期南伐未附之众，无功而返；继而任命刘勔为郁林太守，率军南征，平定其事。其二，按《刘勔传》所述，先是费沈伐陈檀不克；继而刘勔出为西江督护、郁林太守，迫使陈檀归顺；继而据《林邑国传》，大明四年费沈、武期率军南伐陈檀所表“未附”之众。
笔者以为基本可排除第二种情形，因为陈檀归顺在大明中，则至早在大明二年；大明四年引费沈等南伐，那么陈檀归顺的时间必在大明二年（４５８）至四年间。上引《宋书·刘勔传》载刘勔第二次出任郁林太守率军进讨后，即有“献珊瑚连理树”，可知两事相隔时间不长；而《宋书·符瑞志》载：“大明七年正月己酉，珊瑚连理生郁林安始，太守刘勔以闻。”由此，两条所记当是同一事，时已是大明七年（４６３），若将刘勔出任郁林太守置于陈檀归顺之前，显然与上述记载相抵牾。另外，刘勔在大明初还都，大明三年秋七月随沈庆之等克广陵，后又任刘子尚抚军参军，那么其第二次任郁林太守至早在大明三年（４５９）末。若按第二种情形理解，则刘勔出任郁林，陈檀归顺和费沈二次南伐几乎在同一时间。刘勔自江左赴任岭南，赶路另加迫使陈檀归顺的军事行动，必要耗费时日，三件事恐难同时发生；况且，若说大明四年费沈二次南伐在刘勔出任郁林太守之后，时刘勔既已主其事且已“随宜翦定”，这说明刘勔已控制了局势，宋廷又何必短时间内再遣曾失败的费沈等人？显然第二种情形在逻辑和情理上均不通。
据此，第一种情形可成立，即刘勔出任西江督护、郁林太守必在陈檀归顺、费沈南伐之后，至早在大明四年（４６０年）末。其时陈檀已死，从“费沈下狱死”看，刘勔南下或为处置擅杀陈檀后出现的乱局。而方高峰推断西江督护置于大明三年或四年的主要依据是刘勔第二次出任郁林太守在陈檀归顺之前，显然是误读史料所致。从理论上言刘勔第二次出任郁林太守至早在大明四年末，若考虑到陈檀招官军在大明四年，中又经费沈南征事，那么推定刘勔赴任时间在大明五年（４６１年）当无不妥。由此，至晚大明五年已置西江督护。
二 西江督护的活动地域及作用
西江督护的设置与西江有密切关系。因此，欲准确理解西江督护活动地域问题，就需先厘清时人地理观念中岭南地区的“西江”所指。
《南齐书·州郡志》载：广州“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督护，专征讨之。”齐时广州有西江、南江督护， “西南二江”当指西江和南江，这是“西江”首次作为地理名称见于记载。上引《宋书·刘勔传》：刘勔为“西江督护、郁林太守”。又梁时陈霸先等率军讨李贲，“是时萧勃为定州刺史，于西江相会”。梁时定州与刘宋时郁林郡同治布山（今广西桂平市西南古城），即“汉改为郁林郡。后汉亦同。梁置定州，又改为南定州”。结合两条史料可确定当时郁林郡所在水段被称为“西江”。另外， 《元和郡县图志》明确指出了西江的范围，端州“梁大同中，于此立高要郡。……州当西江入广州之要口也。”又有“郁水，一名西江水”。郁水也称西江水，即“西江”。上游始称郁水（江）处在邕州宣化县（今广西南宁市南邕江南岸），“（邕州）晋于此置晋兴郡。……宣化县，本汉领方县地。……郁江水，经县南，去县二十步。左溪、右溪，在县东，西流至县东南，同注郁江”。具体而言，《元和郡县图志》所指西江是今珠江水系中邕江、郁江、浔江和西江段。则上引《宋书·刘勔传》和《陈书·高祖纪》中的“西江”实即郁水，南朝时郁水包括今右江、邕江、郁江、浔江和西江段。其较唐时多右江段，当是随唐时对今左、右江地区地理认知的加深，对右溪（今右江）和郁水做了明确区分。西江是南朝时期贯通岭南东西部的交通干线，由番禺顺西江而上可达郁林、继而转合浦至交州，对南朝有效控制今越南北部地区至关重要。
督护作为军职，有统军作战之责，南朝时西江督护作为较恒定官职，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地域。彭丰文认为， “西江督护主要在广义的西江流域和广州中西部滨海地区两大广阔地域内开展征讨俚僚等土著民族的活动……大致来讲，西江督护的活动，应该是以西江水系和南部滨海这两大水上交通动脉为主轴来展开的。”这一论断有一定新意，对理解西江督护的活动范围和作用具有启发意义。但问题在于：其一，西江水系和南部滨海两地带横跨今岭南大部分地域，西江督护是否在如此广阔范围内进行常态化活动？其二，在西江督护见于记载的近百年时间段内，西江督护的活动地域是否是恒定不变的？
彭丰文得出西江督护活动范围包括“广州中西部滨海地区”，认为中部滨海地区是西江督护辖区之一，主要证据即《粤大纪》：“（陈）伯绍领西江兵讨思道，诛之，遂代守东官，为西江都护。……乃帅兵二千人猎于北地”。即陈伯绍以西江督护兼任东莞太守，东莞在广州中部滨海地区。但彭氏以《粤大纪》的记载为支撑实际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粤大纪》乃明人所撰，时代相距较远，其内容是否有先唐文献的直接印证？二是《粤大纪》所记内容实际包含了郭氏本人的研究，可能存在错误认识。
陈伯绍以西江督护兼领东莞太守，先唐文献不见直接记载，唯一可确认的是陈伯绍任东莞太守瑏瑠的时间， 《宋书·羊玄保传》载：泰始三年“（羊希）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初请女夫镇北中兵参军萧惠徽为长史，带南海太守，太宗不许。又请为东莞太守。…… （刘思道乱起）东莞太守萧惠徽率郡文武千余人攻思道，战败，又见杀”瑏瑡。刘思道叛乱事， 《宋书·明帝纪》载：泰始四年三月戊辰“妖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希，龙骧将军陈伯绍讨平之”。结合两条，可知在泰始三年（４６７年）至四年三月间，由萧惠徽任东莞太守；而泰始五年秋七月，陈伯绍就由东莞太守转任交州刺史，那么陈伯绍在泰始四年（４６８年）四月至五年六月间任东莞太守，当是萧惠徽死后补东莞太守之缺。《南齐书·州郡志》载：“宋泰始中，西江督护陈伯绍猎北地”，《粤大纪》将此事系于陈伯绍出任东莞太守后，笔者认为此说不可信。据《宋书·羊希传》载，刘思道之乱中殉职者除广州刺史羊希外，另有“平越长史邹琰”、“司马邹嗣”、“府参军邹曼”，均属府州上纲；另泰始四年四月“以豫章太守张辩为广州刺史”。可见，乱后广州统治高层损失殆尽，残局有待收拾，新任刺史未到；且其时陈伯绍已补任东莞太守，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远至合浦进行大规模讨伐活动。因此，笔者推断陈伯绍“猎北地”实际就是泰始三年羊希所组织大规模伐俚行动的一部分。据此，陈伯绍在平刘思道之前已任西江督护，在发生大规模叛乱情况下回援广州，平乱后出任东莞太守。而《粤大纪》得出陈伯绍以西江督护兼任东莞太守的主要依据就在于陈伯绍任东莞太守后“猎于北地”，显然郭氏将两事的顺序倒置，进而得出上述结论；况且泰始五年（４６９年） “东莞太守陈伯绍为交州刺史”，不见带西江督护职。据此，陈伯绍当是由西江督护转任东莞太守，而非兼任，《粤大纪》记载显然有误，那么彭丰文以此为基础得出西江督护活动范围包括“广州中部滨海地区”的论断也就不能成立。
基于此，笔者认为将西江督护活动地域置于西江范围内重加讨论会更切合实际。由上引《宋书·刘勔传》中刘勔为“西江督护、郁林太守”，则知郁林郡乃是西江督护驻地；另据上引《宋书·夷蛮传》有“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乃以檀为高兴太守，将军如故”，令费沈等南下，并通朱崖道，陈檀随后被杀。《宋书·州郡志》载：“吴又立高熙郡，太康中省并高凉，宋世又经立，寻省。”高熙郡是高兴郡之误，即刘宋以陈檀归顺因吴之旧重置高兴郡，从“通朱崖道”一事来看所置高兴郡当近今雷州半岛，在高凉郡以西、合浦郡以东，那么以陈檀为首的土著族群当即活动在这一带。《南齐书·州郡志》又载：“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僚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宋泰始中，西江督护陈伯绍猎北地……启立为越州。”越州故城在今广西浦北县，依山而筑、形势险要；浦北境内地形以丘陵、山地和台地为主，少有平坦地势。因而夷僚可凭险散居其间，即当时合浦北界成为“夷僚”重要活动区。综合而言，宋齐时合浦郡北界至东界的弧形地带是土著族群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这当是刘勔和陈伯绍在此征伐的主要原因。此外，时西江督护驻地郁林地区，是自番禺溯西江而上经宁浦、合浦达交阯交通线的中转站，刘宋戴凯之谓“宁浦、临漳二郡在广州西南，通交州”。可知由郁林至宁浦（治今广西横县西南）、临漳（治今广西浦北县石埇镇坡子坪村）可通达交州，是沟通交广的重要路线。由西江转至临漳这段路程主要依靠今南、北流江水路，北流江发源于云开大山南部双孖峰东麓，经北流县至藤县汇入西江；南流江发源于大容山南侧，自北向南流经今玉林、浦北诸市县，在合浦注入北部湾。南、北流江水量充足，可行舟楫，但两江之间横亘大容山、呈东北——西南走向，支脉绵延，成为这一交通线的主要障碍，《太平寰宇记》载：“鬼门关，在北流县南三十里……晋时趋交趾，皆由此关。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即位于大容山支脉天门山上的“鬼门关”成为沟通南北江路的必经之地，其南又有六万大山分布于今浦北、博白县境，植被茂密、炎热多雨，盛行瘴疠之气，致使刘宋以前这一地带未置郡县，当也是“夷僚丛居”之地。可知，恶劣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交织使商旅行此颇为不易。这使南、北流江一线成为西江督护的主要防御地带，其讨伐合浦北部土著族群当与此有关，目的就在于控制自郁林至宁浦、合浦间地域，以保证交广间交通的安全和畅通，为此西江督护的活动也突破了政区间边界的限制，凸出到郁林、合浦郡交界地域。
萧齐统治短暂，至梁时陈霸先为“西江督护、高要太守”，说明高要郡成为西江督护的驻地。王氏《交广春秋》载：吴时步骘入交州，下取南海。衡毅、钱博“兴军逆骘于苍梧高要峡口，两军相逢于是，遂交战。”《元和郡县图志》“端州”：“梁大同中，于此立高要郡，隋开皇十一年置端州，……州当西江入广州之要口也。”另据《南越志》：“郡东有零羊峡，一曰高要峡。山高百丈，江广一里，华翠之树，四时葱蒨。”即高要郡的重要之处在于其东有羚羊峡，属狭长断裂峡谷，羚羊山和烂柯山对峙两岸，山体高峻，现平均宽约４００米，水流较急，是沿西江南下番禺的必经之地；此外，牢水（今新兴江）源于今竹山顶，北流过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县）至高要汇入西江，梁时由此可南至滨海一带的高、罗诸州。可知，当时岭南西部和南部诸地至广州都需经高要，西江督护驻此必有控制交通孔道的目的。
综上，南朝时西江及其支流水道是岭南东西交通的动脉，但西江南北土地类型以山地为主，山谷间又广泛分布俚僚等土著族群，这种自然和人文环境成为水路交通的主要障碍，西江督护的设置即以此为背景。西江督护虽围绕西江展开活动，但并非进行全流域运动，而是主要控制西江交通线上的关键地域。其虽有镇抚土著族群的作用，但最终目的当是维持西江水道和交、广间交通的畅通，以保障南朝岭南地方行政的有效运作。
三 南朝置州政策下西江督护活动地域的变动
在上述讨论中，笔者曾提出：西江督护见于记载的近百年时间内其活动地域是否是恒定不变的？为便于说明，笔者现将所见西江督护及其活动，按时间先后列表于下：
由上表可知两点：１．宋时西江督护驻于郁林郡，梁时转驻高要郡。２．就活动地域看，以齐永元中为分界点，刘宋时主要活动于西江中游郁林、合浦郡地带；齐以降集中于西江下游州城（番禺）周边。据此推断：以齐为分界点，西江督护的辖区大致经历了由西江中游向下游的变动过程。那么原因何在呢？
《南史·萧劢传》载：“劢以南江危险，宜立重镇，乃表台于高凉郡立州。敕仍以为高州。”高州置于梁普通元年（５２０年）至三年间，而齐梁时南江设有南江督护，但梁仍增置“重镇”，这说明在镇抚地方上高州要强于南江督护。州和督护都具镇抚地方的作用，那么朝廷在原督护活动地域内置州后，势必会削弱甚至抵消督护所具作用。据此，自刘宋始、特别是齐以降岭南地区逐步增置州级政区过程中，必然会对西江督护的活动地域产生影响。
《南齐书·州郡志》载：泰始七年（４７１年）置越州，“始置百梁、陇苏、永宁、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广、交朱鸢三郡属。元徽二年……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獠。”从地理范围看，新置六郡分布在合浦郡以北原合浦、郁林郡间未置郡地带，基本围绕今南、北流江展开，恰是原西江督护防守地域。显然，刘宋企图置越州以“威服俚僚”，增强对原合浦、郁林二郡间中间地带的控制，这恰好覆盖了原西江督护辖区，必然抵消西江督护的作用。历齐入梁，岭南地区置州众多。对于梁时岭南地区增置州级政区的原因学界多有讨论，笔者以为对于梁时岭南置州现象的分析应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在正常情况下，州作为高层政区所具军政权力使其在镇抚地方上，发挥的作用要高于其他层级政区。其二，梁时岭南新置州较多，各地域内所置州原因并不相同，应作具体分析。就西江流域而言，林牧之已指出梁时新置州“沿西江作为政区分置基准，北部巩固岭南到长江流域的交通线，南部设置新州于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即梁新置州基本是沿当时岭南地区的重要交通线展开的，目的之一即是保障其畅通。
在西江中下游，梁于普通四年（５２３年）置南定州（治今广西桂平市西南古城）、成州（治今广东封开县东南贺江口）和建州（治今广东郁南县东南连滩），南定州可控制潭水和西江交汇的三角地带，而成州位于封溪水（今贺江）和西江交汇处，建州地处西江以南不远处的泷水（今罗定江）谷地，三州均匀的分布于西江干流各交通要津，从而构筑了西江沿岸较为绵密的军政防线。
建州以下即高要郡（治今肇庆市）。上引《元和郡县图志》谓：高要“当西江入广州之要口也。”简明扼要的指出了高要之于州治的重要性。入梁后高要郡附近俚人活动频繁，常见记载，《南史·萧劢传》载：“西江俚帅陈文彻出寇高要，又诏劢重申蕃任。未几，文彻降附。……敕仍以为高州。”即陈文彻降附在置高州前，高州置于普通元年（５２０年）至三年间。《梁书·兰钦传》又载：兰钦击汉中， “魏梁州刺史元罗遂降，梁、汉底定。……俄改授持节、都督衡桂二州诸军事、衡州刺史，未及述职……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马二千匹，请结邻好。……仍令述职。经广州，因破俚帅陈文彻兄弟，并擒之。”则兰钦述职衡州刺史在西魏与梁结邻好之后，时是大同二年（５３６年）左右，那么陈文彻兄弟被擒应在大同二年或三年。结合上述两条可知：在普通初至大同二年或三年的近二十年间，以陈文彻为首的俚人就活动在高要郡附近。这使梁时高要郡承受很大军事压力，一旦突破高要郡，广州州城必然受到威胁，因此梁时西江督护驻于高要郡，以便防卫州治。
综上，西江督护活动地域的变动与宋以降岭南地区州的增置密切相关，宋梁时期在合浦至西江及西江干流先后设置数个新州，增强了镇抚能力，进而抵消了西江督护在西江中游地区的存在价值；同时梁时高要郡附近俚人活动频繁，军事压力凸显，促使西江督护驻于高要。
四 结 论
督护是两晋南朝时期常见官职，职在军事征讨、驻防；南朝时期岭南多设督护，西江督护为其代表之一。西江督护至晚设于刘宋大明五年（４６１年），齐、梁因之，是一较恒定官职。南朝时所谓“西江”即郁水，具体包括今右江、邕江、郁江、浔江和西江段，既非今珠江水系也非今西江。西江督护主要围绕西江展开活动，但并非全流域的征伐和驻防，而是随时间和形势的变化，相对固定的驻守和控制交通线上的关键地域。刘宋时西江督护驻于郁林郡，活动于郁林至合浦间地域，以控制郁林、合浦二郡交界地带，保障交广间交通畅通；梁时驻于高要郡，控制由西江通广州的峡口地带。西江督护虽以征讨俚僚为目标之一，但最终目的当是压制俚僚以维持西江水道和交广间交通线的畅通，保证岭南地区统治网络的完整和有效运作。由宋至梁西江督护的驻防地由西江中游移至下游，这种变动与岭南州的增置密切相关。随刘宋时置越州，梁时增置南定州、成州、建州，四州均匀的分布于由合浦转西江至番禺的交通线上，构筑了较为绵密的军政防线，降低了西江督护在西江中游存在的价值。梁时高要郡周边安全形势吃紧，在此情况下西江督护移驻高要。
可说，西江督护的设置、维持和变动，均与南朝地方统治政策和岭南地方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是南朝南疆地方统治体系的重要一环。
文章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2辑，限于篇幅，注释不载，可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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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Sat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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