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15日下午4时，孙杨听证会在瑞士蒙特勒开庭。15时30分左右，孙杨一行入席，他与旁边人员面带微笑，充满自信。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希望孙杨禁赛2到8年，聘请了查德-杨作为首席律师。这名律师不仅帮助起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原始规则，成功打赢多起受到世界关注的兴奋剂案件。曾将环法七冠王、美国自行车名将阿姆斯特朗从车神还原成嗑药骗子，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孙杨的恩师丹尼斯也来到听证会现场，与孙杨击拳助力。14日二人在瑞士会面，孙杨还在今日头条发文：“抵达蒙特勒，和丹尼斯一起漫步日内瓦湖畔，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了职业生涯里太多的高峰和低谷，这一次我们依然一起并肩战斗”。
现场仲裁庭成员包括：
Franco Frattini ，来自意大利罗马，也是这次仲裁的首席仲裁员。曾经担任过意大利的总检察长，还做过两个任期的意大利外交部长。
Romano F. Subiotto, 他是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和英国伦敦的诉讼律师（由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指派）
Philippe Sands，是来自英国伦敦的法学教授（经过国际泳联批准，由孙杨指派）。
仲裁主席：可以描述一下2018年9月份那天发生了什么？
孙杨：那天晚上我跟父母一起回到家，门卫告诉我，有检测团队的人，所以我妈妈开车送我去正门口。我当时非常惊讶，根据我的经验，需要有4名检测官，所以只有3名觉得很奇怪。我看到主检测官穿的不是特别专业，所以比较怀疑是否要听从他们进行尿液和血液样本的检测。
律师：你说到那天晚上检测官的问题，可以说一下那个情况吗？
孙杨：我们到了检测站，开始进行血液样本的采集，但我发现一位检测助手在房间里拍照录像。我要求看他们的授权书、授权文件，在检测过程中发现他们并没有授权文件来证明资质。所以我联系了我的医生以及泳协，告诉他们这个事件，还通知了中国游泳协会的领导。
孙杨律师：他们给你的是什么建议吗？
孙杨：泳协专家告诉我，如果他们没有任何证明的资质文件，那他们就不能带走我的血液和尿液采集样本。
孙杨律师：你的血液是怎么被抽样的？你质疑了检测官的身份和资质，但还是接受了血液的样本采集。
孙杨：主检测官的一位助手没有证明他的资质，所以我再次检查了他们的证明文件和信息，我认为这个DOC有合适的证明和授权文件，能够执行血液测试。我的医生也来到现场，不幸的是在他们告知过程中，我们发现DOC其实并没有可接受的资质文件和证明文件去进行血液样本采集。
孙杨律师：你当时同意他们血液样本采集，但后来发现他们资质不合格，你如何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
孙杨：当时已经抽完血了，但之后发现他们资质有问题，所以我们告诉了浙江游泳协会还有专家们，询问他们的建议。通过电话，他们建议说，如果不能够提供任何资质和授权，根本就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是不能够做这个血液采集的。
孙杨律师：你们确实是抽血了，然后你发现他们不合资质，后面发生了什么？
孙杨：当我把血液给了他们后，我的医生到达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跟主检测官讨论。主检测官通知我们说，你可以保留血液样本，但是我需要这个外部的容器。
孙杨律师：他们说你可以把你的血和设备分离开来，因为他们要拿到这个容器。
孙杨：因为这个专家长期是负责这样的工作，他说经验很丰富，建议我们，如果对方没有相应的资质，就不能够让他们把我的血液样本拿走，他们只能收集相应的材料。所以他们告知是你们自己来决定，如果我能把这个放血样的容器打开，就能自己保留血样，他们要把外部的容器拿走。
孙杨律师：之后这个血样发生了什么？
孙杨：在主检测官的建议下，我们去寻找工具，我的妈妈去找保安找工具。我们返回检测站后，保安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很担心，这个采血的管子和血样都很重要。我必须要等到专业人士到达，来保护血样。这个主检测官说你可以把它带走。到外面后，我用手机的手电筒来照明。然后我又去了俱乐部，整个过程都是在主检测官的监测下开展的，她目击了整个过程。
孙杨律师：你在把血样带到外面后去做你刚刚所提到的处理工作，谁把这个容器交给了你？
孙杨：主检测官说，他把箱子打开，他想要打开盛放血样的瓶子，想要尝试分离。是主检测官和检测助手将血样交到了我们的手中。他们也知道如何打开。
孙杨律师：能不能确认一下你刚刚的说法，护士把装血样的容器瓶子交给了你，是吗？
孙杨：是主检官和血检官把瓶子交给了我们，他们把容器打开，想要把外面的瓶子打开，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所以就摇晃了一下瓶子，发现我们可以从瓶子的底面去打开，所以把瓶子交给了我，然后我把瓶子交给了医生。
WADA律师：你在自己的书面声明当中称，反兴奋剂控制官员没有向你声明拒绝提交血液和尿液的后果吗？也就是说，你做了这么多测试之后，你根本不了解拒绝提交样本的后果吗？
孙杨：主检测官一行三人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他们根本不专业，也不合资质，整晚他们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一点，在两个小时的过程中他们进进出出，打电话，我根本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WADA律师：在过去的六年中，你提供了至少200份测试样本，所以你现在还不知道拒绝提供样本的法律后果吗？
孙杨：首先，主检官那天晚上没有向我提示过任何可能性的后果。我在职业生涯中获得了14枚金牌，每次都会有相应检测，基于从专业角度，主检测官必须是要有资质的，要出示相应的资质证明，但是他没有向我提供任何资质。试问，对于一个运动员，如果在半夜有人根本没有任何证件，有警察来到你家门，说我是警察，我身上没带证件，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WADA律师：如果主检测官在9月4日警告过你，拒绝提供样本的这种可能性后果的话，你会允许他带走你的血液样本吗？
孙杨：你不能说如果和假设，现实没有如果。
WADA律师：这是因为她当晚就没有去提这个后果。我问的后果是，如果她真的警告了你拒绝提供样本的后果，你会允许他带走你血液样本吗？
孙杨：她根本就没有说，如果在那天这些检测人员，他们首先给我看了他们的资质文件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仲裁主席：我想要警告律师，不要问太多如果和假设的问题，他已经做答了。
WADA律师：那天你看到主检测官的时候，其实你认出她来了，你以前见过她一次，因为你也做过血液抽检是吗？
孙杨：我见到她之后就认出了她，2017年的时候，她就参与了关于我的样本抽检。
WADA律师：所以你知道他是来自于国际兴奋剂管理机构的是吗？
孙杨：我知道，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有这个资质和合格文件了，因为上一次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并不是一名正式的检测官。
WADA律师：主检测官给你看了国际泳联的授权书，还有在IDTM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的卡，这个检测官卡是吗？
WADA律师。
仲裁主席：这两种不同的文件之间的区别，你当时是知道的吗？
孙杨：当然我知道，但因为当晚我只看到了国际泳联发布的授权书，我英语不太好，当时并不理解整个文件上的内容，也没看到文件上有我的名字。一般来说，主检测官会给我看他的身份证还有检测官卡，此外他必须要有IDTM的授权。但在那晚，我没有看到任何我提到的这些文件和资质文件。
WADA律师：但在主检测官和血液采集助手到了之后，给你看了他们的资质证明文件，最开始你是没有质疑他们的资质的，也是配合他们，让他们抽血了。
孙杨：那天晚上主检测官给我看的是一个复印件，我觉得这不足以让人信服。而血液采集助手只给我看一个护士证明，当时我质疑他是否有资质来做血液样本的采集。但最开始我确实是提供了我的血液样本，因为我是运动员，会遵从他们的指令，这也是规则所规定的。
WADA律师：规则是双方要相互遵守的，不是单方面遵守的，你确实自愿提供了你的血液样本，在最开始的时候。
孙杨：对，我当时在配合他们。
WADA律师：就像其他检测过程中，你也是提供了这个血液样本。
孙杨：对，因为在我的专家和医生确认之前，我一直都很配合他们，给他们血液样本。如果当时知道我的医生和专家的意见，我就不会听从他们的指令去做抽血了。
WADA律师：在提供了之后你后来又拒绝让他们带走这个血液样本，是吗？
孙杨：因为在抽完血以后，我的医生和我的专家看到他们这个血样检的采集助手并没有合格的资质证明。因为检测团队必须要有几名组成，只有一个主检测官有资质，我们比较担心会产生后续的一些问题。
WADA律师：你当时做的陈述，写的是主检测官说他们需要带着血样离开对吗？
孙杨：但是我们这方的专家告诉我说，如果他们没有相应授权和资质，他们不能把血样带走。
WADA律师：所以你向他们抗议，他们根本没有权限把血样带走，对吗？
孙杨：血检官不能提交相应的证书，来证明他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做血液采集，这是非常危险的法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问你，我怎么能够让他把我的血样带走呢？
WADA律师：然后你坚持要自己保留这个血样对吗？
孙杨：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坚持说，我要把血样留下，这也是基于我的专业团队和我医生的建议。如果检测小组能够供合格的资质和证书，他们就能够把血样带走，但是问题是他们不能。所以我对他们说，我可以等着你们把有资质的人带来，或者把相应所有的资质文件展示一下，我就能够让你们做相应的检测。但是主检测官坚称这根本是不必要的，所以我当时也很疑惑，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解决方案，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拒绝了我的提议呢。
WADA律师：你把血瓶拿起来给了保安。
孙杨：不对，这个瓶子不是我收起的，这个瓶子是由检测助手准备的，他想要把瓶子打开，也尝试从底部把装有血样的容器打开。
提问：英语翻译说，我坚持留下血样，但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说了你没有坚持，可以来解释一下吗，到底是谁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你在做决定，还是你之前说的，是（医生）巴震让你这么做的。
（翻译误以为是“白先生”，后澄清）
WADA律师：不好意思，我刚没听清楚你说的是哪位，是不是巴医生。
孙杨：不好意思，我想确认一下他（翻译）回答了我的问题，因为这个巴医生是非常有经验的医生，他已经关于反兴奋剂问题，有很多年的经验。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紧急情况，一个突然事件，对我来说，我需要去告诉我的医生，报告我的领导，我要听他们的意见。
WADA律师：我们有同样的问题，你在2018年10月份的时候陈述到，我是随机选了一个瓶子，然后在你之后的陈述当中，是巴震随机选的一个容器。到底是谁选择的容器？
孙杨：我们没有人主动去拿那个瓶子，是血检官自己把这个管子拿出来并且试图打开，之后他摇晃了一下，发现你们可以试试打开，从底部打开。
WADA律师：你第一份声明说是我随便拿起了一个瓶子，后面又说是巴震随便拿起了一个瓶子，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一个改变？
孙杨：我们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证词，因为自始至终是血检官从箱子里面拿了一个瓶子交到了我们手上。
WADA律师：为什么你要更改你的陈述？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改变证词想要更多的责任放到你的医生身上？
孙杨：我们所有证言都是非常可靠的，相反是主检血官和血样采集，你可以回顾一下最开始在主检测官到达我家的时候，他一开始就在撒谎，到最后也在撒谎。
WADA律师：你说到主检测官告诉你，他需要照相，还有也需要即使在这个容器被破坏之后他还是要拿走这个血液样本，所以你知道在容器被打碎之后，这个主检测官他们还是想保留这个血液样本。
孙杨：这个瓶子虽然破裂了，但是主检测官还是想要自己保留这个瓶子。
WADA律师：你在书面声明中提到，主检测官对你说他需要自己拍照并且保留住样品，即便这个容器已经破了，所以你知道即便这个瓶子已经碎了，那主检测官还是想要保留这个样品对吗？
孙杨：如果他要拍照要保留这个样本的话，必须要有授权，还必须要有护士证书。因为这涉及到我的隐私，必须要保持尊重。同时我想说的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容器已经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血样还是可以保存下来，我们可以从视频中和片段中可以看到，因为我想要保留所有的证据来确保能够重新去审视，再回头看。
仲裁主席：非常感谢，我们下面继续，Fina可以提问，15分钟。
FINA律师：我对孙杨先生没什么问题。
孙杨律师：你面前的这一叠文件夹中31页，是当时2018年9月4号晚上他们展示给你的授权文件吗？
孙杨：因为我看到了这只是授权，他是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机构展示给我的，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是谁，以及有什么身份证明能够展示，所以我当时并不信任他们。如果单单仅凭这一个证件，如果我们从在座中随便找两个人去对运动员进行检查，如果运动员没有遵从他们的指示，那这根本是不公平的，对运动员是不公平的，因为是不平等的。同时这个主检测官他并不合资质，他没有提供所有的文件，作为一名运动员，我感觉非常糟糕。
孙杨律师
孙杨律师：针对这个授权文件，你的名字不在上面，是吗？在这个授权文件上没有你的名字吧，有吗？你也没有看到主检测官血液采集助手和检测助手的名字吗？
孙杨：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实际上，一直到这次听证会之前，我也不确定主检测官的名字是什么，血液采集助手的名字叫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给我展示这些证明的文件和身份证明，而且在这个授权文件上，我也没有看到任何名字。
仲裁主席：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有多少次提供了血液样本？
孙杨：我记不清楚了，在那天晚上，我刚刚结束去雅加达的一场比赛，刚刚回国，我在结束之后第二天就来到杭州，虽然说这个时间很紧张，我还是遵循了检测安排。作为一名运动员，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义务，每一场比赛中我都严格的遵守了所有的兴奋剂检测，而这一次主检测官，我接受过这么多次检测，这是我唯一一次投诉主检测官的。其它的检测官都是比较友好的，而且也没有向我撒谎，所以我对于其它的主检测官，我是非常愿意配合的，但是不幸的是，那天晚上来的主检测官，让我比较失望。
仲裁主席：在你过去进行样本检测的经历中，你是否记得别的检测官给你看什么样的资质文件，你发现他们出示的这个资质文件和这个检测官出示的文件有区别吗？
孙杨：当然有区别，因为反兴奋剂，中国的规则是很高的，所以我们是非常了解这项规则的是需要严格遵守这个规则的，这个可以保证体育的公平性。在之前的检测当中他们都会初始他们的检测官卡，是国际泳联授权的检测官卡，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公司本身有授权文件，他们有资格去进行这个样本的采集和检测，但是在那天晚上，我并没有看到这些信息和文件。
SAM：在主检测官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你最开始是同意提交你的血液样本的，也同意他们抽血，这是正确的。对吧。
孙杨：对的，我接受，因为我需要遵循他们的指令。
SAM：我觉得因为你做出了这个行为，所以当时你是认为在你拒绝提交这个血液检测样本之前，你是没有质疑他们的资质的对吧？
孙杨：不对，他没有给我看他的证明，证明他有能力去不同的城市做血液采集，所以说，我认为这并不是有效的信息。
SAM：我想问的是，就是你自己的心里变化，因为最开始你是同意他们抽血的，只是之后你才开始质疑这个检测官员的资质问题。
孙杨：是这样的，一开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不幸的是，在准备过程中，在血液样本准备的过程中，DCA检测助手开始用他的手机去拍照。
看到这个行为开始出现质疑，同时也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明。因为我知道，在规则下，所有这些拍照或者摄像都不能被接受，但他说，我是您的粉丝，我今天到这里见到您本人非常高兴，想拍照，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很荒谬的，因为这真的很说明他不专业，没有资质，因为我也不能相信他。这是非常不专业的，之后所有的授权文件还有所有的行为都是可能有严重的后果的，所以他必须要证明他能够开展这个流程，能够进行血样采集，能够在我的城市来进行采集样本，如果你能够给我提供更多的信息证件等。
WADA方仲裁员：这三个人如果我理解你说的话，当检测助手开始拍照片和拍视频的时候，让你开始怀疑他的资质了，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当时是因为检测助手的行为，更确切的说是他拍照片和拍视频，让你开始去质疑他的整个资质，而且让你进一步去质疑主检测官和血液采集助手的资质对吗？
孙杨：这个问题应该是由主检测官来进行掌握的，因为当有人开始拍照和录视频，主检测官就应该去阻止，但是有人开始拍照录像，那你怎样才能信任他们呢？根本无法信任他们，因为他是在录像，对这个过程进行录像，这是根本无法让人信任他们继续下面的流程的。
孙杨方仲裁员：他拍照这个行为让你开始质疑他的资质，之后的话也开始质疑这个主检测官以及血液采集助手的身份是吗？
孙杨：主要起因是因为他拍照。其实我觉得这整个事件，这个采集应该是由主检测官进行的，还有就是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有人拍照，这个主检测官应该要停止做检测，因为在所有的竞赛中我们都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如果说有人在检测过程中提出任何的问题。检测助手如果在过程中拍照的话，你怎么还可以相信他呢？
孙杨方仲裁员：IDTM在赛中样本63份中，收集了60份样本，这60次数字正确吗，大约回忆一下这个数字正确吗？
孙杨：因为有过上百次的检测，我需要做的就是确保做好我作为运动员的工作。虽然说他们想要一天来两次，我仍然会跟他们合作。
孙杨方仲裁员：IDTM采集了60次样本，你回忆一下，你觉得这个数字是正确的吗？
孙杨：我不太确定，因为有不同的机构来采集，有不同的单位。我想说我只做我想做的。
孙杨方仲裁员：你对IDTM很熟悉，你以前也遇到过IDTM的工作人员对吗？
孙杨：我对他们不太熟悉。因为他们每个人虽然有各自的官方机构，但是我只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孙杨方仲裁员：我们面前的证据是IDTM为你收集了60次样本。我们面前看到的数字是这样的。你唯一有一次不愿意提供样本就是这一次，在其它的样本采集过程当中，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对吧。
孙杨：遗憾的是，之前不同的机构每一次做样本采集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有合格的资质和证明，还有授权，但是遗憾的是只有这次我不能够对此负责。
孙杨方仲裁员：你尽可能的回忆一下。比如说在59或者60次情况下，当IDTM他们采集样本的时候，是否像你展示了不同的资质和证明呢？
孙杨：当然，他们提供的都是有效的资质和授权，他检测的次数并不意味着这个授权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来做样本采集的工作人员都是合格的。因为100个人当中有一组人是有问题的。
孙杨方仲裁员：我最后一个问题是，在60次样本采集过程当中，你会给他们提供样本，提供给IDTM。大概有多少次，巴震医生也在场呢，就是在我们的飞行药检过程中。
孙杨：我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做了无数次，太多次的样本采集，我只是要确保我的样本得到了良好的采集，然后送到了实验室，如果你一直要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从小时候到现在到底是多少次，我实在是记不太清楚。比如说我在游泳过程中有多少次最好的滑水动作什么的，可能至少100次，我实在记不清了。
孙杨方仲裁员：我的问题是，在你提供样本的时候，巴医生是始终在场的吗？
孙杨：他有时候在场。
孙杨方仲裁员：有多经常呢？
孙杨：这个不确定，有时候在场，有时候不在场。
孙杨方仲裁员：我想问一下，多数时候他是在场，还是只有很少数的情况下他在场。
孙杨：我自己也不记得，因为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有时候他在场，有时候他不在场，他有自己的孩子和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