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作品描述了在一个叫奥兰的小城发生的一场持续将近一年的鼠疫之灾。“鼠疫”曾被指代为当年的法西斯恐怖，后来被越来越多人喻为人类过去曾经面对、现在正在经历，甚至将来仍旧无法幸免的突如其来的各种灾难的象征和缩影。该书在战后的西方社会一经面市就引起巨大轰动，并使作者获得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
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
——丹尼尔·笛福
故事的题材取自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在奥兰城发生的一些罕见的事情。以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太寻常的事情发生得颇不是地方。乍看起来，奥兰只不过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而已。
城市本身相当丑陋，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它的外表很平静，但要看出它在各方面都不同于很多商业城市，那就必须花费一些时间才行。怎么能使人想象出一座既无鸽子，又无树木，更无花园的城市？怎么能使人想象在那里，既看不到飞鸟展翅，又听不到树叶的沙沙声，总之这是一个毫无特点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只有观察天空才能看出季节的变化。只有那清新的空气，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的鲜花才带来春天的信息，这里的春天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夏天，烈日烤炙着过分干燥的房屋，使墙壁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埃，人们如果不放下百叶窗就没法过日子。但到了秋天，却是大雨滂沦，下得满城都是泥浆。直到冬天来临，才出现晴朗的天气。
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于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在我们这座小城市中不知是否由于气候的缘故，这一切活动全都是用同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使自己习惯成自然。那里的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不过是为了发财。他们对于经商特别感兴趣，用他们的话来说，最要紧的事是做生意。当然，他们也有一般的生活乐趣和享受，例如：喜欢女人，爱看电影和到海滨去沐浴。但是他们很有分寸，把这些娱乐安排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其他日子里则设法多赚些钱。下午下班后，他们按时在咖啡馆相聚，在同一条林阴大道上散步或者呆在阳台上。年轻人喜欢寻找一些短暂而强烈的刺激，至于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的嗜好，则不外乎跑跑滚球俱乐部，参加联谊团体举行的宴会，或者上俱乐部去狂赌，碰碰牌运。 有人一定会说，这并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现象，我们的同时代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不错，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看到人们从早到晚地工作，而后却把业余生活的时间浪费在赌牌、上咖啡馆和闲聊上，这种情况，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有些城市和地方的人们却不时地在考虑一些其他的生活内容。虽然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可是能有这种考虑就比没有强。而奥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一座十足的现代城市，也就是说，那里的人们除了日常生活外是不考虑什么其他事情的。因此，没有必要确切地描绘我们这里的人们的恋爱方式。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不是短暂地纵欲狂欢一番，就是安于长期的夫妇生活。除这两个极端之外，很少有中间状态。这也不是他们所独创的。奥兰跟别处一样，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本城比较独特的地方是死亡的困难。不过困难二字用得并不好，还是说难受比较恰当。生病总是不舒适的，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地方，你如生了病就会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听其自然。一个病人需要人们的体贴，要有扶持，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奥兰，为了适应严酷的气候、大量的生意经、枯燥无味的景色、短促的黄昏、娱乐的方式等等，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生病的人在哪里都感到孤寂，更何况是垂死的人。试想当全城的人都忙于在电话中或在咖啡馆里谈着票据呀、提货单呀、贴现呀等等的同时，一个关闭在被烈日烤得劈啪发响的重重墙头后面的垂死病人该是什么境况？人们可以想象，即使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在一个干热的地方，当死神来临时将会带来何等难受的滋味！
这番情况介绍也许能使人对该城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虽然如此，这一切毕竟不该过分予以夸张。值得提出的是该城的市容和生活一样平庸。但是一旦过惯了也不难打发日子。既然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是不难习惯的，因此可以说一切都还过得去。当然，这样看来，这个城市的生活的确不太有情趣。不过，这里至少没有发生过什么混乱，本城居民的坦率、友好和勤劳常常赢得外来游客的理所当然的好评。这个没有景色、没有草木和没有灵魂的城市却给人们一种宁静的感觉，最后会把人带人梦乡。可是，应该说句公正话，该城四周风景之美倒是无与伦比的，它处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原中间，周围是阳光照耀着的丘陵，前面是一个轮廓完美无缺的海湾。令人遗憾的只是城市是背着海湾建造的，因此如果不走上一段路是看不到海的。
知道了上述这些情况，就不难相信，这个城里的居民是根本不会预见到发生在那年春天的那些小事件——我们下面会看到——是此后一连串严重事件的先兆，而这一连串的事件也就是本书要报道的内容。这些事在有些人看来是不足为奇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简直不可置信。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写报道的人是不能考虑这些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只是：当他知道某件事确已发生，而且这件事已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死，因而会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时他就说：“这件事发生了。”
再者，这件事的叙述者——到时候读者就会对他有所了解——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而且当时的形势使他本人也卷人了他要叙述的事情中去，否则他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机会充当史学家的角色。不用说，一个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拥有一定的资料的。因此这段历史的叙述者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见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因为他的地位使他能收集这篇报道中所有人物向他倾诉的心里话；最后还有终于落入他手中的一些文字资料。他可以在自己认为需要时加以引证和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他还可以……然而这段开场白和哗众取宠的话也许该到此为止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有关下述这件事的头几天的经过，还得说得详细些才行。
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只是踢开了这只小动物，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下楼了。但是当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起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再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看门人。看门人米歇尔老头儿的反应，更使他感到这个发现不寻常。出现这只死老鼠，对他说来只是有点奇怪而已，但在看门人看来，简直是一件荒唐事。他断言这幢楼房里根本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在二楼的楼梯口确实发现一只老鼠，而巨可能是死老鼠。但这也白说，米歇尔丝毫不动摇：楼房里没有老鼠，这一只一定是人家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当晚，贝尔纳·里厄站在楼房的过道中掏钥匙打算上楼回家，忽然看见一只全身湿漉漉的大老鼠蹒跚地从过道的阴暗角落里走了出来。它停了一下，像是要稳住身子，然后向医生跑过来，接着又停下来在原地打转，同时又轻轻地叫了一声，最后半张着嘴，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医生细看了一会儿就上楼了。
他当时想的并不是老鼠，只是这口鲜血勾起了他的心事。他那病了已有一年的妻子明天就要到山区疗养所去。他一回家就看见她按照他的吩咐在卧室里躺着，这是为了应付旅途劳顿，预先做的准备。她微笑着说：“我觉得很好。”
医生在床头灯的亮光下注视着她转过来向着他的脸庞。尽管她已有三十岁了，又是带有病容，但在里厄看来，她的脸始终同她少女时一样。大概是这一微笑使其他不足之处都消失了。
“能睡就睡吧，护士十一点钟来，我陪你们上十二点钟的火车。”
说完，他吻了一下她那有点湿润的前额。她带着微笑，目送他到房门口。
第二天，也即四月十七日，八点钟，看门人在医生经过时拦住了他，责怪那些恶作剧者又在过道中放了三只死老鼠。这些老鼠大概是用大型诱捕器捕获的，因为它们浑身是血。看门人拎着死老鼠的脚，在门槛上已站了一些时候，想等有人来时说些挖苦话，从而使那些恶作剧者自我暴露。然而并无下文。
“好啊，这些坏家伙，”米歇尔说，“我终究会把他们抓住的！”
里厄觉得迷惑不解，他决定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开始他的出诊，他最穷的病人都住在那里。在那些区里的垃圾清除工作要比别处晚得多，汽车沿着那里的尘土飞扬、笔直的道路行驶时，掠过一些放在人行道旁的废物箱。在一条街上医生数了一数，丢弃在菜皮和破布堆里的死老鼠大约有十二只。
第一个病人住在一间沿街的屋子中，吃饭睡觉都在这间房里。床上躺着病人。他是个面孔铁板、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被子上有两满锅鹰嘴豆放在他面前。病人原来坐在床上，医生进来时，他把身子往后一仰，想喘口气，重又发出那老哮喘病人的尖声哮呜。他老婆拿来一只面盆。
医生在为他打针时，他说：“嗯，医生，它们出来了，您见到了吗？”
他老婆接口说：“不错，隔壁人家捡到了三只。”
老头儿搓搓手又说：“它们走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有，是饿坏了哪！”
里厄接着注意到全区的居民都在谈论老鼠的事。出诊完毕，他就回家了。
米歇尔告诉他：“有您一份电报在楼上。”
医生问他有没有发现别的老鼠。
“噢，没有，”看门人回答说，“你知道，我守在这里，量这些畜生也不敢来。”
里厄从电报中得知，他母亲将于明天来到。她是因儿媳要离家养病，所以来为儿子照料家务的。医生走进屋子，护士已到了。里厄看见他的妻子站着，穿着一色的上衣和裙子，已经梳妆打扮过了。他微笑着对她说：
“这样好，很好。”
过了不久，他们到了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里。
她注视了一下车厢说：
“这对我们来说，太花费了，对吗？”
“需要这样，”里厄说。
“关于这些老鼠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这事很奇怪，但是会过去的。”
他接着急速地对她说，请她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的，但却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像叫他不要再往下说了。但是，他又说：
“你回来时，一切会变得更好。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她的眼睛闪着光，说道：“对，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看窗外。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你推我读。火车的排汽声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叫了一下妻子的名字，她回过身来，他见到她脸上挂满着眼泪。
他轻声地说：“不要这样。”
她含着泪，重又露出笑容，但笑得有点儿勉强。她深深地透了口气说道：
“去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回到月台上，透过玻璃窗，他看到的只是她的微笑。
“得好好保重啊！”他说。
但是她已听不见了。
里厄走近月台的出口处，迎面碰到了预审推事奥东先生，手搀着他的小儿子。医生问他是否出门去。奥东先生是个高个儿，黑头发，相貌一半像过去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一半像一个阴郁的运尸人。他用和蔼的声音简短地答道：
“我在等我的夫人，她是专程去探望我家属的。”
火车鸣笛了。
推事说：“老鼠……”
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注意了一下，但又回过头来向着出口处，说：
“老鼠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时候，唯一使他不能忘记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打那儿经过，膀子下挟着一只装满死老鼠的箱子。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