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看过几部历史影视剧，其手法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角度，总结一下历史影视剧的写作方法。《清平乐》这部影视剧也不外如此。
虽然对这部电视剧我只看过一集半，但我可以通过电视剧内容介绍明了一些剧情。当然，这是在我想评论这个“现代编剧利用一些人的情怀而特制的剧情”的时候，去做的一件事情。让我看电视剧我实在提不起精神来。
虽然这部剧没看过，但我痴长42年，历史剧也看了不少。所以，历史剧的基本写作手法是懂得一些的，例如：
手法一：因为现代影视剧编剧秉持一种“没有感情戏就不可能有人看”的观念，所以，历史剧往往就是“言情剧”或宫斗剧，或两者兼而有之。
女性比重、情感戏会上升许多，特别是宋朝这个“阴柔化”的朝代，女儿情肯定比较高。比如福康公主，也就是电视剧中的赵徵柔。后半部分都是她在悲情地与言官们对抗，其实，她在历史上的分量轻得微不足道。但为的就是“感情戏拢人”其分量在后期不比赵祯差，基本上可以总结为“赵徵柔的情感世界”。
手法二：预备捧的人，那就捧到底，对于被捧的人的政敌那就贬到底。
要捧的这个人往往是影片的投资者，或导演的历史观；或者符合大部分人的历史观或历史趋势。对于前者李鸿章的几部影视剧就很有代表性，例如走向，就结合了投资者、导演、编剧的历史观，而且也契合当时某些思潮。
那么，《清平乐》这部影视剧，完全是兜售一种“没有历史责任感下的虚假和平红利”，让人们觉得只要安心赚钱，管什么历史责任、朝廷尊严，一切都可以放弃的历史观背后创造的“华丽”。
幽云十六州的哭泣，没人去关心；西北地区的哭豪，没人去关注。只在乎哼哼唧唧的诗词歌赋、华丽的服饰。然而，这一切在“丛林法则”下一文不值，敌不过金戈铁马，在虚幻的“文化盛景”下，人们失去了“进取心”，只要能够自己好，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
既然要捧，就要捧得彻底，比如“狄青之死”和岳飞是一样的，秦桧一个人是不敢杀死岳飞的。同理，狄青如果没有赵祯的“视而不见”“有意调理狄青”，狄青也不会成年累月地被比自己低几级的文人侮辱、对其人身攻击也不会肆无忌惮。因此，狄青的死赵祯罪责难逃。
那么，既然要捧赵祯，就需要找一件事凸显赵祯的无奈。那么，“赵徵柔、梁怀吉、李玮及其母亲李杨氏”的故事就成为描摹对象。
最后略微提一下其他影视写作手法，诸如：
手法三：因为要“立体展现”人性，往往是坏人干好事；好人干坏事儿。
手法四：为了“突出对立”“故事连贯”往往截取、嫁接历史。例如截取野史故事，同时，他人的事嫁接到主人公身上；或者主人公提前做了某事，比如六十岁做的事提前到三十岁，反之也成立；或者根据主人公的历史形象虚拟一些故事。
说完，我们再转回头继续谈影视写作手法的第二点，即“捧人就要捧到底，如果被捧的人实在有弱点，那就找一个无奈去给这种弱点作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影视剧中的人物往往不是历史人物而是现代人物！影视剧的表演，被捧的一方也是按照现代观念去做的。
因为《清平乐》的名字，以及所在朝代，宋仁宗注定是被褒奖对象。所以，他的问题不会被提及，问题都会被推到下属文人身上。既然要捧宋仁宗，就要对一些文人进行批评。由此，“公主、驸马、驸马他妈、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就成为一种可能。那么，与一个阉人谈感情、谈交付人生，我想问，作为父母、作为朋友你会支持吗？
他们的故事出自司马光自己的作品《涑水记闻》。从司马光的说法以及其他历史记录例如《王安石全集》中的《熙宁奏对日录》，我们可以将这件事的关键点列举如下：
其一：福康公主，也即宋仁宗的长女与乳母韩氏、阉人梁怀吉关系比较好。
其二：公主不喜欢驸马李玮，也就是自己的表叔、赵祯的母亲的亲侄儿，乳母韩氏更在二人间挑拨关系。
其三：驸马的母亲杨氏看到公主和小太监，经常在一起饮酒欢乐，杨氏监视的时候被发现了，结果被公主打伤。
其四：因为公主和阉人的关系外泄，闹得满城风雨，结果导致阉人被外放，公主便一哭二闹三上吊。宋仁宗只好将阉人放回。
其五：公主很讨厌驸马。其实司马光不知道，公主的母亲苗贵妃曾想毒杀驸马，但被赵祯阻止。毕竟，赵祯没有尽过孝（无论是否自己的原因），母亲的家族后人被他杀掉总是污点。
其六：仁宗在嘉祐七年（1062年）二月允许二人离婚，但几个月后又要求二人复婚。
其七：熙宁三年（1070年）正月，福康公主病逝。享年32岁。王安石的记录显示，仁宗曾痛斥驸马虐待公主，就是生病请医生也被阻止。“长主衣衾乃至有虮虱，至自取炭生火，炭灹伤面。”。
由此可见，《清平乐》仅是讨好现代人，特别是讨好一些西方式爱情观的人，像什么“精神恋爱的柏拉图”等等。把公主写得很好，但却在另外一个层面阉割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这位公主并非弱者。而是长公主，其所嫁的对象也是“皇权羽翼下的人”。从始至终“强势一方”都是公主。
只不过，当文臣们知道这件事情后，公主才成为弱者。也就是在赵祯朝代的权力平衡上的顺序是：皇权的代表皇帝与文臣的代表共掌天下——皇权构成的其他代表：后宫、阉人、皇子女、王权——文臣——皇权羽翼下的皇亲国戚。
但问题是，当我们去听、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为了“黑”司马光而做的情节虚构。而一些人，往往始终无法分清历史与影视之间的关系，影视是文学艺术而非历史真实。其实，打着所谓“正史的现代影视剧”都只是对历史有目的表达。
在对司马光抹黑的过程中，采用了一个人们对一个历史人物、他人评价最关键的特点：人们将一个人最关键、最重要的某件事作为评价一生的基准点，往往忽视历史发展历程。比如一个杀人犯，人们评价的时候就往往以罪犯那一刻评价他的一生，所以，他的出生、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就都是三个字：杀人犯。
因为，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中的“保守派形象”，因此，他的一生就是“保守派”，保守派的一切“负面形象”就全都背负了。
然而，这是历史吗？很显然这不是历史，因为历史是有发展过程的。电视剧只不过是借助司马光“保守”色彩，去给宋仁宗的“无奈”脱罪而已。但问题是，那时的司马光不是保守人物。编剧顺应民意，将1085年的司马光提前到1062年。
比如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如何？两个人的私人关系非常好。
司马光在历史上的形象主要是历史大家和《资治通鉴》，民间就是“司马光砸缸”！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主要是被评定为“保守派”，既然是保守派，在我们的“黑白历史观”下，大家就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作“反派”。
司马光和王安石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被誉为“嘉裕四友”，但最终王安石和另外三个人都成为敌人。
在庆历新政时期，二人都是“支持新政”人，但是因为地位都太低了。“庆历新政”是1041年到1048年，司马光1038年才考中进士、王安石1042年考中进士，一个19岁、一个21岁，虽然“新政”他们根本扒上槽，但都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谈不上“守旧”，反而是锐意改革。
就是到了“仁宗朝末期”，二人同样关系亲近。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介绍了自己的变法主张。由此得到皇帝的重视。司马光对此也是支持赞同的。二人的矛盾，主要是“变法开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何应对问题，二人产生冲突。但这时，司马光仍然没有彻底否定变法的思想。
司马光真正对王安石有意见、割袍断义，是从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王安石因为司马光反对变法中的一些错误，而被介甫不断打压。结果，在熙宁四年因为好朋友范镇被罢官而自请离开京城。
可以说，从1071年到1071年，司马光七八次要求去洛阳写书，自己不问政事、专心写书。从1071年开始到1085年的十五年，司马光的思维才逐渐变得越来越极端。终于在1086年九月初一病逝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彻底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
那么，电视剧才不管这些历史呢。
因为逻辑顺序是这样的！
宋仁宗时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朝代，仁宗极盛下宋仁宗很伟大；
仁宗的一生受到保守派、文人的围攻，有一种深深的无奈；
这种无奈越到晚年越严重，他的女儿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典型代表。
内附“北宋文人系列”四篇：小时了了大更了不得，寿享91的大宋文彦博；李煜清平乐，宋朝醉东风，今人忆萝月：盛世图景幽云泪；宋朝从重文轻武到辱武，与藩镇割据、五代无必然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