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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梦故里——电影人的银幕乡愁

伊尔女性网  发表于:2024-07-25 13:58:07

造梦故里——电影人的银幕乡愁

李睿珺:故乡的土墙会开花吗

珺娃放学了,背着书包走向村口的桥头。河西走廊的夏天,9点钟天还亮着,何况现在才5点多。村里的小学涌出300多个孩子,大多和他一个方向。孩子们漫过土坯房子围出的街道,汇聚在村口,嬉闹、等待。然后驴群来了。几百只驴,准备各回各家。村里有一个人不种地,每天清晨等着大家把驴牵到他的圈里,过时不候。然后一整天,他领着全村的驴出去溜达,吃草饮水,傍晚再归还。驴群之后是牛群,从沙漠里回来,然后是马和骡子。一时间,人畜共舞,尘土飞扬。珺娃认出自家的驴,把它牵走。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末尾,珺娃刚上小学,村里还没通电。

30多年过去了,村里的老人还是喊他“珺娃”,在同辈那里他是“睿珺”。在北京,在各国电影节上,他是导演李睿珺。李睿珺回故乡拍了七部电影,入围过三大影展。“故乡塑造了我的灵魂,我怎么可能忘记自己的来处?” 简单直白,毫不掩饰。他拍一部电影,也在重建故乡的世界,重组回忆中的土地、庄稼、人与动物。电影是回忆的归宿,也是他的回乡之路。

乡土中国,从第五代导演就拥有的电影利器,就如一幅庞大的第三世界景象,向西方观众铺开。曾经,国际上只有这样的中国电影。于是《菊豆》之后,就有国外影评人直呼“看够了”。时过境迁,故乡仍是许多青年导演的故事来源、取景拍摄地,或者最保真的创作母本。这再正常不过。一个导演起步的时候,人生就是他的故事,故事的起源是故乡。故乡、电影与拍电影的人三位一体,对导演是极致的自我抒发,或者是一条捷径。对故乡有时是反哺,有时是消耗甚至榨取。当影展成为目的,讨好变成手段,看多了就容易疲劳。

李睿珺的电影没有这样的目的,所以一部一部连着看,你也不会感到疲劳。2022年,他的电影进入柏林电影节的视野,选片人希望他尽快提交一个版本。但李睿珺不着急,执意再修改一段时间。也许因为真诚而显得放松,电影节奏舒缓而不呆滞,老人孩子机灵而不做作。镜头领着你,东游西荡。那里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黑河流过西北戈壁,人与动物逐水而居。黑河边有一个村子,一边挨着沙漠,一边紧邻草原,祁连山雪水化为渠,穿过村口。村中有湿地,水草丰茂,土质细腻。春天,人们穿着木屐,踩在湿润的泥土里,举起直板铁锹,咔的一声,铲起一块15至20厘米厚的土方,用它建起一幢幢土坯房子。据说湿土里有野花和草籽,来年房子的墙上会开出花来。“花墙子村”是李睿珺的故乡。

小时候,父亲带着李睿珺盖起了这样一幢房子。电影里,一男一女和一头驴重现了建造的过程。他在片场写下:

吸饱了水的土 / 在烈日中 / 升起 / 一座座屋厦

细节一定有出入,但电影如诗,复刻了童年的感受。还有“那遭瘟的驴”,与他很亲密,就像说起一个儿时的朋友。毕竟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接驴回家。驴吃绿草能长肉,吃枯草会变瘦。暑假的每天下午,李睿珺都会骑自行车去湿地割草,装满一蛇皮袋给驴吃。驴老了,卖到别人家,依然能辨认主人的脚步。还有村里的疯子,能吃八碗饭的“八老罐”,隐约浮现在电影的故事背景上:

刚到村口的疯子 / 充满爱意地看着围向 / 他的十个孩子 / 其中九个向他丢来土块 / 只有一个在他碗里放了 / 馒头

对待弱者,李睿珺是一个善良而悲悯的人。作为导演,他是一个高度视觉化的创作者。他从小练字学画,在自己的每一部电影里兼任美术指导,还自己设计海报。《告诉他们,我乘仙鹤去了》用毛笔字片名勾出一只仙鹤,可见功力。当他回望故乡,先是一片空间,然后影像在空间里流动,凝成故事。

他看见两头三峰骆驼拴在商店门口。骆驼的主人,两个裕固族人进村买茶砖、电池、头巾……珺娃偷偷骑上去,但骆驼认生,又是反刍动物,情急之下猛地吐他一身。“一股发酵的草的味道,十天半个月都洗不掉。”很多年后,裕固族开上了皮卡,骆驼不见踪影。李睿珺拍出《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一对裕固族兄弟的故事:爷爷去世后,两兄弟骑着骆驼穿越草原和沙漠,寻找父母。

土地在沙化,淹没了坟头,回乡的年轻人在沙漠里茫然地烧纸,不知亲人埋在何处。于是李睿珺拍了《老驴头》。那是2009年,第一次回村拍电影,他成了全村人的笑话,还牵连了他的舅爷——电影的主演。后来电影入围了影展,还上了央视电影频道。“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里环境还挺美,我们说话也没那么难听。”

真实的人物嵌入虚构的角色,就像文绉绉的父亲总演坏人,厉害的姨夫变成了直不起腰的光棍……越来越多的村民和亲戚出演李睿珺的电影,以至于他可以在花墙子村里调动起一些大场面群戏。然后,虚构的故事又变回真实的纪录:孩子们在电影中长大,父母变老,老人去世。老人们觉得“人活了一辈子,在某一个时刻能在电影里留下来这么一个片段,他就永远留下来了”。

与此同时,年轻人远去,许多新面孔叫不上名字。李睿珺的空间记忆在坍缩,村子在“变小”。土地流转、旧屋拆除。牲口少了,溪水干了。村里的小学现在“十个老师,八个学生”。走在村子里,他感到陌生。

随着李睿珺的电影票房破亿,花墙子村没什么变化,又有些微妙的变化。有一阵子,太多网友拿着自拍杆,在田间地头徘徊;姨夫武仁林开始直播带货。有些村民对李睿珺客气起来了,有种刻意尊重的感觉,却让他感到疏远。母亲在县城里买袜子和人还价,一旁的熟人听见来了句:“你还需要还价啊?你儿子都是亿万富翁了!”在他们的认知里,电影就像庄稼,卖出的票钱全都落进导演的兜里。还有许多人以为李睿珺的父母早已搬去北京,却不知道他本人的户口还在县城。

八年前的一场演讲里,李睿珺说:“我住在北京已经12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有什么关系。”如今他在北京住满了20年,儿子都7岁了,他依旧觉得自己只是个异乡人。“北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的城市。”李睿珺这些年攒了厚厚一沓暂住证,2020年暂住证改成电子居住证,可以线上签注,但依旧会有警察上门核实身份。

李睿珺想过回去,去村里小学教音乐教美术,不要工资,或者在村口开一个小茶馆,老头们来这儿聊天喝茶。他还想在沙漠边修一座图书馆,“孩子们来这儿写作业,看书,有干净的地板,有落地窗,有纯净水和零食。”他想了想,“好大的工程,”而且自己不能说走就走,“我需要征求我父母、妻子、岳母的意见,他们好像都不主张我这么做。”

“于是我又被困在这里了。”李睿珺苦笑道。

花墙子村旁的沙漠里有一座房子,是剧组修的。李睿珺想把它留下来,以后每天中午骑摩托车去那里,在屋里支一张床和桌子。写东西累了,就出来躺在沙漠上睡一天,周围特别安静。“在那里我会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寂寞。”

“花墙子村的土墙真的会开花吗?”我问他。“不会的。”李睿珺耐心解释,“土方要晒干了才能砌墙,上面的草早就枯了。只不过因为有枯草的痕迹,所以看起来花里胡哨的。”对李睿珺来说,真正的花或许不是开在墙上,而是开在夜晚村子空地的光影之中。时间来到1990年,花墙子村刚刚通电,村里每月会放映一部露天电影,到了这天,大家顾不上吃晚饭,搬个石头就去空地占座。光与影透过空气,绽放在每一位村民眼前,珺娃当然也在这人群之中,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

造梦故里——电影人的银幕乡愁

Q&A:

用三个词形容你的故乡。

李睿珺:雪山、河流、沙漠,因为我的故乡在祁连山下,弱水河畔,巴丹吉林沙漠边。

什么气味会让你想起故乡?

李睿珺:在城市里,雨水滴落到草地上散发出的草香,会让我想起故乡。早晨行走在四周都是庄稼地的村子,闻到的都是庄稼与植物的味道。农民和农民的孩子,更多的时间都是跟庄稼和土地打交道,青草的味道就会转化为空间记忆。

写下你小时候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或一个场景。

李睿珺:上世纪80年代末,冬天的某个晚上。我蹲在地上,用化了洗衣粉的温水擦洗玻璃灯罩。父亲给透明的玻璃油灯灌满了煤油,为了迎接待会儿来家做客的朋友,他特意点了两盏煤油灯。我打着手电,小心翼翼地用网兜拎着刚从商店买到的罐头往家走,一罐是葡萄的,一罐是橘子的。我窝在炕上,眼巴巴地盯着两盏煤油灯下的两盘水果罐头。父亲和他的朋友喝酒聊天,他们偶尔会夹几筷子水果罐头下酒,被他们夹走的每颗葡萄、每瓣橘子,我都默默在心里计了数。这样做是为了不让自己睡着,但在客人离开前我还是睡着了。次日早上,我一醒来便把目光投向油灯下的两个盘子,盘子干净得像被舔过一样,连滴糖水都没剩下。我失落地看着两只空盘子,泪水跌出眼眶。挑着两桶井水进屋的母亲放下扁担,她有些内疚地告诉我,头天夜里,客人的孩子来喊客人回家,父亲便招呼客人的孩子坐在酒桌边吃罐头。间隙,客人也曾喊过我几声,但我睡得太沉了……

造梦故里——电影人的银幕乡愁

乔思雪:重返蓝色草原

电影《脐带》里出现过两个喝醉的蒙古族人:一个大冬天卧倒在楼道里,酒后酣睡;另一个夜里醉驾撞穿了男主母亲的祖宅,下车之后还嚷嚷着“啤酒!”90年出生的导演乔思雪小时候身边充斥着这样的“老蒙古”,进城喝醉了甚至冻死的,她感到不可理喻。现在她的微信签名却写着:喜欢喝酒的都是好人。与她视频聊天,背景是她在呼伦贝尔家中的书房。在内蒙古鄂温克旗长大,巴黎五年,北京三年,完成了长片首作之后,乔思雪又回到了故乡。

上世纪90年代初,乔思雪家住平房,院子很大,有自己的菜园。镇子很小,离草原只有三公里。夏天,爸爸会骑摩托带乔思雪去采蘑菇。草原是蓝色的。当地人眼中,蓝色代表神圣,也是“长生天”的颜色。父母分开之后,乔思雪跟着母亲生活。在天亮前的蓝色中,妈妈离家上班,天黑之前,又在一片蓝色之中回来。蓝色是分离的焦虑,是空荡荡的忧郁。后来她写了一个故事:一个蒙古族青年音乐人回乡照料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与她重新相识,并接纳她的消逝。这个故事最初叫作《漫游蓝色草原》,一个散漫开阔的名字,也是那里曾经的样子。

鄂温克旗三分之二是草原,乔思雪的小学同学很多来自牧区,父母会在冬天的雪地里用马拉车,把孩子送到城里来。乔思雪的姥姥姥爷一个汉族一个达斡尔族,爷爷奶奶一家都是达斡尔族,保留着纯正的达斡尔传统。在奶奶家过年,吃柳蒿芽汤,听着大人们用达斡尔语聊天,乔思雪只能跟他们说普通话,大人们用蹩脚的普通话回应。从小到大,乔思雪不穿民族服装,不说达斡尔语也不说蒙语。蒙古族朋友一起聊天,有时候她听不懂但可以通过表情动作去感受。“一种在边缘徘徊的视角”,让她像一个身处内部的旁观者,熟悉又疏离。

这可能是因为,乔思雪成长于一个更现代更年轻的蒙古草原。她的文化启蒙是童年时爱看电影的父母租来的录像带,印度、日本和俄罗斯电影,三个人一起看片度过周末成为一种习惯,曾给她一种安全感。然后是青春期时的温州城,边境口岸的三层大商场,如今已不复存在。温州城里面密布着各种小店,卖摇滚T恤和打口碟,与北京和广州同步。那时候,乔思雪迷恋的音乐是重金属和死亡金属,它们盛放了无处释放的荷尔蒙。那时候的她也是另一个版本的,“极度喜欢表现自己,是一个做演员的性格”。

巴黎的火车上,耳机里是电子乐,火车驶向近郊的3IS电影学院。时间推移,乔思雪喜欢的音乐变淡了,也回归本土了。她开始听蒙语音乐,看蒙语电影,几乎是“刻意”的。尤其是乌日娜。《脐带》里不仅有她的原声,她还是乔思雪心中母亲角色最早的人选。在法国,她继续做边缘徘徊的角色。派对上的笑话她听不懂。“听懂的时候你会看不到,听不懂的时候你就会多观察。”作为一个二十出头的留学生,相当自洽。但不同的是,这一次她是一个外部的旁观者。她去了欧洲的草原和森林,很美但没有太多触动。假期回国,突然走进家乡的草原,闻到青草混着泥土,还有牛粪的味道,“好像是基因在起作用,特别想落泪。”

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拉开,就像镜头升起,故乡从特写变成全景。“原先,故乡是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当你离开走远了之后,你好像能看清它的全貌了,不再以局部的细节碎片来定义它。”这是距离产生美,还是一种“离岸乡愁”?都不是。从后面发生的故事来看,这更像一个边缘徘徊者找回了身份认同。

先是刻板印象开始瓦解,比如“老蒙古”。回想起来,乔思雪“抱着某种歉意”,因为以前对他们的排斥和鄙夷。她会想起他们不醉酒的时候,往往比一般人更简单纯粹、更善良。有一次她找不到自行车钥匙,睡在楼道里的叔叔爬起来,二话不说,骑上摩托送她上学。然后是面对死亡。2020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爷爷去世。临终前,父亲几兄弟用小手绢给他擦脸,把食物捣碎了喂他吃。她曾经觉得传统的悼亡“看起来很麻木”,如今却感到“力量、温暖甚至平静”。

还有母亲。在巴黎的一家餐馆门前排队时,乔思雪看到一个穿着优雅的女人进进出出,说自己找不到家了。当晚她给母亲打电话,才知道母亲之前因为更年期抑郁,有过轻生的念头。小时候她害怕母亲离开,现在到了照顾母亲的时候。

2018年,乔思雪回国,带着《漫游蓝色草原》。那是一个散文式的剧本,里面有太多她想表达的,经过20稿修改,减去三分之一之后变成了《脐带》。回家勘景,她独自开车一万公里,重逢了童年见过的海雾,“一米开外见不到人”。

电影耗时三年完成。三年里,大部分时间她住在北京。拍完电影,她就走了。简而言之,北京只有工作,没有生活。“交往都是切片式的,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

小时候的平房已被推平,高楼崛起,乔思雪家也搬到了新城。但草原依旧在那里,还有同学发小们,每周一聚。这里有丰富的角色和人物关系,裂变出无数个故事,还可以观察“一个人一年两年三年的变化”。但如果有人问起,乔思雪会说自己是拍视频的。“我不想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来。”

她还是想保持一定的距离,做一个观察者。下一个故事,乔思雪写的一群喜欢喝酒的男人和女人。还是发生在她的家乡,“可能在我们这里才具备这种条件。”

造梦故里——电影人的银幕乡愁

Q&A:

用三个词形容你的故乡。

乔思雪:辽阔的,模糊的,沉默的。辽阔无限之地,充斥着模糊的危险和机遇,人们总是习惯沉默地接纳这里赠予的一切。

V:什么气味会让你想起故乡?

乔思雪:点燃牛粪的味道。儿时夜幕降临,飘散在路上召唤孩子们回家的味道。

V:写下你小时候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或一个场景。

乔思雪:奶奶,最近我觉得自己离你又近了一些,总能看见你。你侧身躺在午后打散的光斑里,左手轻放在腿上,戴着那只金戒指,手上的皮肤干燥皲裂,手指有些肿胀。你那肿胀的手指会一遍一遍地捏住母牛的乳头,将白色的汁水挤进铁桶,牛奶的热气在寒冬里向上升腾,在你面前凝成一团白雾。你在房子后面翠绿色的菜园子里弯着腰,将茄子的苗插进土里,再用手捧起泥土将它们盖好,我在那里学会了分辨豆角、玉米、胡萝卜的叶片,仔细凝视过蚯蚓、蝴蝶、蚂蚁的轨迹,在那个小世界里面我总能听到你用“达斡尔语”向我呼喊“宝贝,别怕,不哭了”“宝贝,吃饭了”“宝贝,快来”……

造梦故里——电影人的银幕乡愁

牛小雨:梦中乌托邦

在网易云音乐里点开《请你留下来》,一首80年代电子舞曲风的老歌,最新的评论却全都来自一部电影:“2022年8月19日北影节……” “鱼花塘是一场盛大的梦核。”“不知道为什么,电影最后唱起这首歌,眼泪就涌了上来。”

在采访牛小雨导演之前,当我第二遍第三遍看完《不要再见啊,鱼花塘》,这首歌也在我的脑海里无限循环,挥之不去,很魔性。第三遍,我才完全看明白这部电影,理解它的制作、剪辑和美学。“所以你第一次看的时候是懵的?”牛小雨大笑发问。“是的,还睡着了,一小会儿。”我答。那是2022年夏天,西宁的首映。虽然没太看懂,但观影体验是舒适的,离场感是美好的,就好像被包裹在另一个人的梦里,黄昏中的老房子,有一部电影正在拍摄,奶奶絮絮叨叨,去世的爷爷时隐时现,鱼花塘里的妖怪们在梦里举行文艺汇演。梦的核是死亡,童年透过滤纸,泛着彩光……

《不要再见啊,鱼花塘》是牛小雨必须拍完的电影,这样她才能从童年的梦里醒来。梦里有一个乌托邦,让人沉浸也让人窒息。那种感觉像“脚上绑着一块石头沉在鱼花塘里,终于浮上来了”。

1993年,牛小雨出生在合肥。用合肥话快速连读,鱼花塘就是雨花塘,是环绕城市的绿化带上的一片水面,本地人钓鱼遛弯谈恋爱的场所,外地人坐车路过不会留意。但牛小雨说雨花塘是她的“双峰镇”,那是在她去北京学习电影,了解大卫·林奇之后。因为在她的童年记忆里,全合肥的都市传说有一大半都发生在雨花塘,所以小时候她一直觉得雨花塘的树林和水里藏着无名尸、妖怪、鬼和全世界在逃的罪犯。“混乱邪恶,可爱伤心”的感觉甚至弥漫于她对整座城市的回忆。

7岁前后,我们的记忆模式发生改变,仿佛学会了cntrol+s,回忆开始存档,不再随记随忘。但记忆也是主观的。牛小雨的主观可能来自,在两点一线的童年生活里,雨花塘正好位于这条线的中点,成为两个世界的中转站。那是2000年之前的最后时光,牛小雨6岁多,处于人生中“最亢奋的一段时间”。这一边,她即将搬进新房——电影里光影流动的奶奶家,160平方米的房子如宫殿一般巨大。在这个家里,爸爸来自东北南下的大家庭,常年隐身。外公外婆被叫作爷爷奶奶,但更像她的父母,妈妈则是姐姐。“新中国第一代女权”的强势奶奶在家里讲着妖魔鬼怪的故事,旧社会公子哥的爷爷叨念着人生的虚无就像一个文艺青年;另一边是合肥实验学校少年班,每年只招两个班,每班四十人。牛小雨通过四轮考核,进入99级2班,从一年级到高中毕业没换过同学,其中就有叶子,她一生最好的朋友和电影的女主演。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上的学。他们在16岁时第一次高考,作为热身。同学们智力超群但与世隔绝,没有变化:男女生之间不说话,到了高中大家还穿着尼龙袜和松紧裤,男生还在踢瓶盖,脖子上挂着月票卡和钥匙。

就这样,牛小雨每天上学放学穿行雨花塘,模糊了真实与幻想。即使后来考入北电,她也没有真正离开童年的乌托邦。直到2017年,爷爷去世。世界出现了裂痕。他去哪儿了?一个人不可能凭空消失啊。

于是牛小雨意识到,自己必须拍完《不要再见啊,鱼花塘》,也必须用她的方式:影片资金来自妈妈偷偷卖掉的房子(收回了三分之二),剪辑“贴着剧本”完成,美术和舞台造型复刻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美学。“梦核”(Dreamcore)是后来才有的词语:“一种多媒体艺术和美学意象,让低保真的童年元素蒙上一层‘雾气’……私人的回忆,对甜蜜时光的怀恋乃至幻想……”

牛小雨从没想过自己拍了一部“梦核电影”,因为她的世界就是那样的,不需要用概念来定义。但她需要一部电影把那个世界封存起来,看上去很私人很文艺,实际上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拍得也很用力。只有这样她才能从里面走出来,从外部凝视自己的过去、童年的伙伴们、故乡和雨花塘。

2022年底,《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全国上映。“硬来”是牛小雨对整个过程的总结。但很值得,那之后一切都变了。叶子和她,她和妈妈……不久之后,奶奶也住进了病房。而电影里留下了一个乌托邦,充满了回忆又有一些位移:奶奶更像爷爷,变得温柔善感;爷爷回来了,继续看《海峡两岸》;“叶子”是叶子,牛小雨是晶晶,从鱼花塘里跳出来的精灵。最后“叶子”回到了小时候,看见年幼的自己坐在饭桌上,爷爷穿着小马甲,戴着鸭舌帽,与奶奶说话。她不想醒来,冲着镜头摇头,画面剧烈晃动,响起片尾曲——《请你留下来》。

爷爷去世后的每一个“七”,他都会到牛小雨的梦里看她。第六个七日爷爷没有来。因为那天牛小雨去法国参加一个影展,倒时差在飞机上没有睡觉。半年后她和奶奶说起缺失的梦,奶奶说在第六个七日她梦到了爷爷。

造梦故里——电影人的银幕乡愁

Q&A:

用三个词形容你的故乡。

牛小雨:“休闲”“永远年轻的中年人”“朝闻道夕也回家”。合肥人很知足、很闲散、不求上进,但藏龙卧虎了很多民科民艺,虽然看起来在过小日子,一张嘴跟你聊天,吓死人了!思考的都是终极问题,把你震在原地,最后来一句:“我要回家吃晚饭了。”

什么气味会让你想起故乡?

牛小雨:被花露水泡过的馊凉席味;我想念那些,午觉醒来,浑身都是麻将凉席印子的夏天,时间用不完的,人也不会死的,安心的味道。

写下你小时候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或一个场景。

牛小雨:学校隔壁教院的广播站开始放歌,6点了。我和胖子互相看了看,有点紧张。从来没在学校待到那么晚,已经忘了是为什么,反正今天无论如何都不回家,我们从沙池玩到自育园,甚至连传说中的六楼开水房都去过了。“河滨公园 / 我们将手牵 / 太过幸福的夏天 / 不适合说那句再见。”SHE的歌声,响彻整片天空,如果音乐有颜色,那SHE就是橙蓝色的,胖子望向我,我知道她也是这么想的,她鼻子上全是细密的汗珠。其实这样的混响环境,我们一句歌词都听不清。Selina的声音像蒙在一面藏在厕所隔间的鼓里,只听到了末尾的“再见”。再见,像是一句和“你好”同样重量的话,一句轻飘飘的客气话,早上和爷爷奶奶说了再见,晚上铁能再见到,今天和胖子说了再见,明天早上也铁能再见到。不然呢?“走啊,再去玩一把不走回头路!”胖子拽了我一下,“走!”我跟着她跑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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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鸣:黑色东北物语

在梁鸣的电影里,你认不出他的家乡,却能看到另一种东北。

9月底,南方还有些热,伊春下了第一场雪。那场雪很快融化了,因为温度还不够低。10月时而也会下雪,零星的细小的。11月,真正的冬天降临伊春。“冬天太漫长了……”回想起来,梁鸣还是有点疲惫。最低零下40℃,3点天黑,积雪没过膝盖,持续到来年3月。整个冬天,城镇里的路面都会结上厚厚的一层雪,不结冰,不融化,人们走过,车辆滑过,雪块被压得很厚很实。九几年没有除雪车,也没有融雪剂,所有人都动员起来铲雪。梁鸣的班级会分到一条路面,同学们拿着铁锹和土篮子,挖出雪底的世界。

雪底有一个黑色世界。北方小城,妹妹从小没有身份,哥哥捕鱼为生,尸体浮于黑色的海面,另一个女人出现在兄妹之间,大雪骤降,终将掩埋所有的暧昧与危险。2018年,梁鸣的第一部电影《日光之下》开机,其中有冷冽的罪案和暗涌的关系。

电影原计划在夏末开机,但因为各种原因推迟到了10月底。梁鸣预感他们会遭遇大雪,每天心都悬着。大雪一来,所有场景都会变得无法接戏。对于一部低成本影片,这可能是毁灭性的。可当大雪真的降临时,梁鸣很快决定加戏——黑场,漆黑的木屋。“起来,铲雪去!”谷亮叫醒谷溪,两人奔入茫茫白雪。这是梁鸣加的第一场戏。它是故事的中点,将电影分成前后两截。

木屋离梁鸣家开车20分钟,附近荒无人烟。小兴安岭伐木业曾是当地的支柱,所以《日光之下》的那个年代,伊春以林业局为行政单位,梁鸣家在汤旺河,木屋属于乌伊岭林业局。两者之间贯穿一条公路,路两旁全是森林。然而,《日光之下》的前半截完全不见森林,干燥的画面里只有荒山、教堂、渔船、油田和海面。你会猜想这是哪里。紧接着大雪,谷亮、谷溪和庆长踏入白色的森林。这是另一场加出来的戏,三人的关系在这里转折,同时影片的地理空间又发生了漂移。北国风貌只会让你更加迷惑。越野车开到极限,剧组下车一起铲出一条路,拎着摄影机进入森林。

森林是一片景区,叫“石林”。梁鸣小时候石林还是一片野地,他和同学们骑车闯入,攀爬巨大的石头。十年前,小兴安岭“全面停伐”,石林转型为国家第一个地质公园,5A级景区。游客突然多了起来,体制内上班的同学开起了民宿,不知道哪一年,就在石林边上冒出了一座“真心大饭店”,在电影和现实中都是半荒废的。大雪之后,洁白的世界里矗立着一座黄色的欧式城堡,十分魔幻。谷溪在城堡里做服务员,耳机里传来讲经的声音:“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 ‘这是新的’?”拍完《日光之下》,故乡的教堂消失了,变成了一片绿地,“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伊春有点真空、抽离,存在于一种寂静之中。”梁鸣对故乡的这种感受,进入了《日光之下》的影调与气息。而电影里的时空,更像“东北三省一个虚化的组合”。再加上模糊的口音和褪色的年代感,如同一个“无主之地”,属于黑色电影的世界。“这是那个哪儿吗?”亲戚朋友们看了电影,也认不出伊春。与之平行的,是梁鸣私人回忆里的伊春:小时候,两层房子里住着六户人家,邻里关系特别像《请回答1988》;夏天的云很低,白天很长,空气极其清透;傻狍子从树林里窜出来,撞向车灯。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性格特点的人。”梁鸣用这种表述拉开虚构与自己的距离,他对自传体式的电影没有兴趣,“我没有很想描述自己的生活,但是总有一些在电影中出现的某些细节,它会是我所经历过的。”他有自己着迷的故事和人物关系,有一点儿黑色,有一层悲伤的质感。他的电影无法归入“东北文艺复兴”,但拍出了东北的另一种样貌。他的第二部电影《逍遥·游》拍摄地挪到了沈阳,画面更鲜活,色彩更饱和。电影根据班宇的同名小说改编,班宇评价梁鸣拍出了“既洁白又有点脏脏的、既可爱又有点让人讨厌的北方环境”。从场景规模上说,《逍遥·游》比《日光之下》扩大了很多。在沈阳看景的时候,班宇带着梁鸣去了很多地方,“跟我讲解他小的时候这是什么样的,现在白天是什么样的,晚上是什么样的,他用他的记忆补足了我对沈阳的那种陌生感。”

电影里有一场戏是在结冰的海面上,海水结冰并不常见,因此梁鸣带着剧组找到位于辽宁营口鲅鱼圈的一片冻海。时间临近傍晚,剧组正在拍摄船上的内景戏,梁鸣突然看到一幕令人惊异的景象:白天结冰的海面渐渐融化,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冰块随着海浪涌动,相互撞击,发出慑人声响。全组所有人都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梁鸣用电影封印了那片冰海,“这是一种恩赐”,就像六年前伊春的大雪。

造梦故里——电影人的银幕乡愁

Q&A:

用三个词形容你的故乡。

梁鸣:氧气。由于有很多原始森林,那里是天然的氧吧,负氧离子含量超级高。色彩。不同的季节都会有不同的色彩,包括森林的颜色,整个环境的颜色,天空的颜色。逍遥。远离都市的那片故土,我曾度过了非常愉快的童年与少年时期,现在每每回去,也都觉得很自在,有超脱的感觉。

什么气味会让你想起故乡?

梁鸣:是刚出锅的锅包肉的刺鼻的醋香,是冷风中的清冽,是被子被阳光晒过的味道,大雨过后清澈的甘甜……这些都是刻骨铭心的,不需要植入,伴随着我的成长,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

写下你小时候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或一个场景。

妈妈推着自行车走在路上,后面载着忧伤男孩。

妈妈:咋啦?疼啊?

男孩:下周运动会……我参加不了,我们班可咋整啊?

他低头盯着缠着白色绷带的左脚。

妈妈:你还挺重要,那我下午请假了,课上不了了,学生们可咋整啊?

拐到雪糕摊,雪糕阿姨眼尖。

雪糕阿姨:孩子脚咋啦?

妈妈:在托儿所,院子里堆了好些木板,跑上去玩砸着脚了。

雪糕阿姨:妈呀,严重不?

妈妈:骨折了。

雪糕阿姨:男孩就是淘。

男孩看着雪糕阿姨揭开棉被,露出铝制的雪糕桶,用圆圆的勺子挖出两个圆圆的雪糕球。他吃得很开心,妈妈在树旁修着自行车链条,满手黑色机油,他起身单脚蹦跶到妈妈旁边。挖了一勺喂给妈妈。突然,什么东西落入雪糕球上。

男孩:还没吃完呢,白瞎了。

妈妈:蛋白质,有营养,吃了补补好得快,哈哈哈……

男孩手中的雪糕碗中,一只胖乎乎绿油油的毛毛虫正蠕动着身体。

造梦故里——电影人的银幕乡愁

鹏飞:且认他乡作故乡

“我的故乡是童年。”但童年不是一座城市,而是小时候玩耍的大院。鹏飞身上没有什么“北京人”的感觉,可能是因为18岁他就离开了童年,之后一直在电影里游走于别人的家乡:巴黎、沧源、奈良……当然,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北京筹备电影。在茶室聊天的前一晚,鹏飞写剧本熬夜到3点,最近他老坐着不动,又胖回了十几斤。下一个故事改编自小说,发生在东北,他和那里的国企老工人已经聊了几个月。跟往常一样,鹏飞会离开北京,扎进一座陌生的城市,忘记自己,成为别人,直到电影编织完成。

大院在西直门高梁桥,京剧团家属楼。学校就在边上,同学三分之一来自京剧团,三分之一来自旁边的科研所,三分之一是动物园饲养员家属,身上带有各种动物的气味。这是一个小而丰富的世界。“小时候去个新街口都觉得很远”,实际距离只有1.3公里。大院里,楼上是吹唢呐的,对门是老生,隔壁是弹琵琶的,每个人练功都有自己的点。“早上起来,一听老孙吊嗓子,6:30该起床上学了。中午回家,12点楼上准时开始练唢呐。晚上琵琶呼啦啦啦一响,动画片开始了。”

鹏飞的回忆带着表演,活灵活现。这倒不一定是导演的职业习惯,也可能是来自他姥爷的传承。姥爷来自顺义农村,“自己做了个二胡考上的戏剧学院,手绘的五线谱就跟打印似的”,后来成为剧团的首席二胡。鹏飞跟着姥爷长大,一到晚上,家里全是来客,姥爷盘腿坐在沙发上面,开始他的表演。不过此时已到了一个时代热闹的尾声,从鹏飞记事起,剧团就在走下坡路,所有人忙于走穴。有人演古装剧,有人跑去香港做武师,当李连杰的替身,“青衣花旦不粉墨登场了,都换上短裙丝袜,上台跳热舞去了”。他把这段回忆拍进短片《过五关》,像一种童年的留影。

鹏飞的童年有两种色彩:一种是阳光明媚,睁不开眼睛,“什么都是过曝的”;还有一种是太阳下山,天将黑未黑,大人喊他回家吃饭。后来只要见到类似的光与色彩,他的记忆就会瞬间回到童年。

多年以后,他开车从昆明到沧源县边境的一个佤族寨子,对面就是缅甸佤邦。鹏飞颠簸了足足两天,下车的时候,他听见咚咚鼓声,循声而去,走进一座小寺庙。寺庙中,和尚敲击鼓面,妇女穿着笼基随节奏起舞,正在为泼水节彩排。太阳快下山了,天将黑未黑,这一刻,童年的色彩重现。“我一下就进去了。”他在那里住了一整年,几乎成为一个云南人。一年后,鹏飞花了十天时间,写出了《米花之味》的剧本。

“一个眼睛清澈如湖水般的小女孩站在车前。”剧本的开头这样写着。副导演不知去哪里找这样的女孩,但鹏飞知道。他经常拉着满满一车的孩子,送他们上学放学,一开始,村里的老奶奶们高度怀疑他是人贩子,叮嘱孩子“离这个北京人远一点儿”。一年后,他已经与其他寨民毫无区别。寨子里结婚、盖房、猪下小崽……哪里都有他,反而“忘记自己是来拍电影的”。时至今日,鹏飞想找个地方放空一下的时候,首选还是云南,回到从语言到食物他都很熟悉的第二故乡。或者说,童年的镜像?

鹏飞说自己没什么乡愁,在哪里就像哪里人,“好像是大院集体生活赋予我的技能”。高中毕业以后,有同学妈妈在做留学中介,问他想不想出国,鹏飞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又嫌美国生活费太贵,最后选了法国。鹏飞在法国生活了八年,法语有着浓浓的街头味儿。他把周星驰推荐给法国同学,又和师兄一起拍温州人的婚礼录像赚外快。生活看似热闹,却跟自己学的电影专业没什么关系。真正在电影上开窍,是遇到了蔡明亮导演,自己很快便被完全带入到他的美学之中。“镜头里一个人抽烟,就让观众陪他抽完,不要去剪辑,不要去营造”。在跟随蔡明亮参与了《脸》和《郊游》两部影片之后,鹏飞拍摄了自己的长片处女作《地下香》,一部蔡明亮风格的文艺片。现在回头看,鹏飞承认那是在刻意模仿,“不是从我内心长出来的”。

直到那个将黑未黑的傍晚,鹏飞决定把自己彻彻底底交给云南的天空和土地,最终收获了《米花之味》。他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式:去别人的生活里,变成他的角色。《米花之味》在奈良电影节获奖之后,仿佛是命运的刻意安排,鹏飞又得到一个在别处生活创作的机会。这一次,是在日本奈良,而鹏飞要在那里寻找一群“没有故乡”的人。

“您觉得,您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鹏飞的发问对象,是当年的日本遗孤。日本战败后,他们被东北家庭收养,一些人从此定居在中国,还有一些人到中年时又被“移回”日本,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到日本社会之中。“我必须是中国人!我跟日本人整不到一块去,那酸菜也不酸,我都自己弄酸菜……”这对生活在奈良吉野町黑泷村的遗孤夫妇回答得斩钉截铁。他们是目前最老的一对遗孤夫妇,鹏飞告诉他们自己是北京人,谁知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眼泪唰地下来了。

“中央终于想起我们来了!”老奶奶擦着眼泪,老爷爷取出一把二胡,一定要给鹏飞他们表演一段。这让鹏飞想起自己的姥爷,他充满期待,谁知特别难听,拉了二十分钟还没完……鹏飞和制片人如坐针毡。

二胡表演终于结束。老爷爷抬头,“脸色通红,满脸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且认他乡作故乡,鹏飞把它拍进了《又见奈良》。

造梦故里——电影人的银幕乡愁

Q&A:

用三个词形容你的故乡。

鹏飞:童年,唱念做打,炒菜的味道。我在我的故乡北京度过我的童年与青少年,而童年的记忆是最深的。我在戏曲单位长大,戏曲的唱腔、动作、乐曲、旋律充满了我的记忆。我与我姥爷住在一起,他做饭非常好吃,街坊四邻老来我家里蹭饭。每天放学,还没到家就能闻到饭菜香,就开始想象等下吃饭时哪位邻居大叔大爷会带来怎样的新鲜事。

什么气味会让你想起故乡?

鹏飞:冬天冷峻清澈的空气味道。上学早出晚归的日子里,从暖和的家走到单元门,一股让鼻腔有点疼痛的冷空气通过鼻子进入大脑,人立刻醒了,那味道很冷峻又特别的清澈,提醒着我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写下你小时候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或一个场景。

鹏飞:外景 北京京剧团空场 黄昏

太阳在楼后只露出四分之一的脸。

排练楼、办公楼与宿舍楼将京剧团空场围住,形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七八个孩子手持竹网像步兵一样等着低飞的蜻蜓,每人手指缝都夹着几只。

8岁的小鹏猫着腰眼睛翻向空中,他手指缝一只蜻蜓也没有。

宿舍楼的窗户一一打开,父母们大喊着自己的孩子回家吃饭,孩子哄散。

小鹏敷衍答应姥爷的叫喊,依然等着落网之蜓。

忽然有谁嗖地划过,吓他一跳,原来是几只蝙蝠。

又有乌鸦高飞,落在树上叫。

太阳已经完全躲在楼后。

一只蜻蜓也像不想回家吃饭,飞得很慢。

小鹏猛地一甩网,网住了它。

小鹏高兴地往家走,看着手指缝夹住的蜻蜓,是只红辣椒。

“扑通”小鹏摔倒,嘴流了血,一摸,掉了颗牙。

他想起姥爷说,下面的牙要往上扔。

他将牙使劲扔上屋檐,而红辣椒也顺势飞回了天空。

出品:王锋,李晓娟 / 监制:于梦菡 Rebecca Yu / 统筹:蘑菇仙 / 编辑:范氿维 / 摄影:新瑞(Super Studio) / 撰文:Marty / 造型:8LACK8大黑 / 化妆:张婷 / 发型:华山 / 造型助理: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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