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从疫情冲击之下稳步复苏。如何看待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下半年中国经济复苏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除了受疫情冲击，当下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企业还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如何帮助这些企业走出困境？新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中铝集团原董事长葛红林。
葛红林认为，二季度经济的反弹，较大抵消了一季度的负增长。据他了解，一些西部的地级市都在上半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从企业层面看，据葛红林了解，随着二季度全国实体经济从复工到复产，企业经营业绩超出了预期，企业家信心不断增强。
“下半年中国经济表现要比上半年好。”不过，葛红林同时提醒，下半年经济复苏过程中要注意两个加强，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协同性和对产业政策的指导性，二是产业政策的精准性和对微观政策的传导性。
对于受美国限制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葛红林建议超常规支持受美国限制的企业渡过难关，并给出了四方面具体的建议：国家有关部委建立受限企业的问题直报会商解决机制、将受限企业纳入国家产业攻坚战范畴、金融机构对受限企业的融资贷款给予超常规的优惠支持、全国一盘棋地突破“卡脖子”技术，以打破国外封锁。
无论应对疫情冲击，还是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内的一个共识是要继续推进改革。葛红林比较关注农村改革，他建议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改革探索，打通城乡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实现成员从“能出不能进”到“能出能进”的转变，促进急需人才移民下乡，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等。
“上半年企业经营业绩超预期 企业家信心不断增强”
新京报：如何看待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
葛红林：上半年的中国经济表现，是在严重逆境中取得的成绩，二季度的反弹，较大抵消了一季度的负增长，据我了解，一些西部的地级市都在上半年实现了同比正增长。
上半年的中国经济表现，再一次展示了党中央驾驭经济发展的高超领导，归功于中央宏观政策的协同成效，特别是紧扣“六稳”的方向对，实施“六保”的操作准。
从我了解的钢铁和有色金属行业来说，春节后许多企业家是忧心忡忡、信心不足，但随着二季度全国实体经济从复工到复产，再到达产的有效拉动，企业经营业绩超出了预期，企业家信心不断增强。比如，影响国民经济的三大金属，钢铁、铝、铜，上半年，实现了产量正增长和价格的稳中有升，既有实体经济的市场需求，也有我国经济的下半年看好。不过，在此需要提醒的是，由于铁矿和铜矿对外依存度很高，政府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要防止国外伺机抬价，减少对实体经济的伤害。
上半年的中国经济表现，颠覆了一些国外媒体和经济学家的预测，更是许多国外政客不想看到的结果。我想，其中有些还会发表不相信，甚至是诋毁的言论。其实，他们更应该感谢中国经济运行对冲了全球经济的下滑，避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
新京报：对于下半年的经济表现，你的判断是怎样的？
葛红林：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表现，我认为将比上半年更好。尽管还会碰到困难，甚至会碰到意想不到和躲不开的困难。但是有着上半年全国上下激发的信心和决心、形成的方法和经验，只要我们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的总体战、阻击战，打赢经济发展的整体战、提升战。其中，要特别注意两个加强，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协同性和对产业政策的指导性，二是产业政策的精准性和对微观政策的传导性，从而高质量地形成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政策链，有效防止政策传导脱节，甚至是对冲。
“建议超常规支持受美国限制的企业渡过难关”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二季度以来，企业业绩超预期，企业家信心不断增强。可以说，疫情对企业的影响在逐渐变小，但当下值得关注的一个企业界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企业还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对于这部分企业，你的建议是什么？
葛红林：建议超常规地支持受美国限制的企业渡过难关，防止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
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向我国出口基础材料、设备、芯片、软件等产品，特别以所谓“军民两用技术”为由限制我国高端芯片、操作系统、5G、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甚至将我国一些基础前沿的高科技企业列入限制企业，企图将这些企业扼杀于摇篮之中，阻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由于限制具有长期性和全方位的封锁，不仅受限公司的供应链、市场应用、融资渠道、技术交流受到重大影响，而且，个别国内战略投资者和上下游企业出于规避风险，保持了观望，甚至减少业务。我认为，美国利用制定“实体清单”使用“卡脖子”手段，企图卡住我国国民经济命脉。绝不能让其得逞，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对受限企业给予超常规的支持。
一是建议国家有关部委建立受限企业的问题直报会商解决机制，既要帮助解决共性问题，又要及时解决个性和急迫性问题，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二是建议将受限企业所属基础材料、工艺、设备纳入国家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范畴，在国家层面加大其承担项目和配套奖励力度。
三是建议金融机构对受限企业的融资贷款给予超常规的优惠支持，国家层面的政策性产业基金，不仅加大投资，而且要超常规地减少附加条件。
四是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梳理受限企业所在产业链全景图，找准关键缺失环节，“全国一盘棋”突破“卡脖子”技术，打破国外封锁。
“打通城乡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 实现成员从‘能出不能进’到‘能出能进’”
新京报：无论应对疫情冲击，还是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内的一个共识是要继续推进改革。你比较关注哪项改革？
葛红林：我比较关注的是农村改革。建议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改革探索，实现成员从“能出不能进”到“能出能进”的转变，促进急需人才移民下乡，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现状是，成员能出不能进，即农村居民可以放弃农民身份，进城入户，而城市居民却不能“移民”到农村，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从而限制了“人才下乡”。看着日趋严重的农村基层干部老化、外出务工的人力资源流失，却难以得到及时的补充。再加上，每年不少从农村考出去的大学生，他们转换身份成了城镇人口，进一步“抽”掉了农村人才血液，导致在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工作中，各地动用了大量人力财力，从外面引进和派遣了驻村书记、扶贫干部和一村一大，但这些人不是乡村的人，虽然一时救了急，但不是长久之计。我认为，巩固脱贫和乡村振兴，必须打通城乡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特别要突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障碍，实现成员“能出不能进”转变到“能出能进”，通过人才移民下乡，改变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功在当前，利在长远。
最近我了解到西部某村围绕打通城市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向乡村聚集的制度性通道，进行了引进新村民的改革探索。即充分运用宅基地“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试点政策，围绕产业发展、村级治理、公共服务等短板，重点招引农业产业、乡村旅游、卫生教育、文化艺术等紧缺型人才，按一定程序签约成为新村民，可共享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目前，该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改革方案、制度文件和工作机制，明确了新村民的内涵、新村民的引进条件、试点区域引进人才的具体类别、引进人才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引进、管理、退出的五大操作办法。已成功引进新村民17人，取得显著成效。
我认为，这是农村改革的一个突破。只要把握好尊重原村民意愿，保护原村民权益，实现好原村民和新村民融合发展，应当支持对现行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能出不能进”的制度，进行改革试点，探索建立“能出能进”的制度，推动对农村有情怀、有技能、有实力、会经营、善管理等人才移民下乡。特别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原本他们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只是后来上学转换了身份，可以将他们作为移民下乡的重点人群，甚至享有原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城镇户口的双重身份。这项改革，受到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村民的欢迎，但也会有异议和操作变形的顾虑，不过我认为值得试，不要简单的说不！
建议有关部门对上述改革探索予以关注，给予必要的宽容和支持，不要轻易地以现有政策法规或所谓的“稳妥慎重”予以否定、维持现状。应允许通过试点，开展积极地探索，突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障碍，开创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新模式、新路径。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侯润芳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