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57年，农历丁酉年，明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这一年，明清战争仍未结束，郑成功带领明军将士第三次北上抗清，但是这一年连续发生的四桩同一类型的大案，让人们认清了时局：明朝完了，人心彻底坏了，反清复明已无可能——整个明朝的读书人，绝大多数都已经投靠了清廷，并且肯为博取顶戴花翎而甘冒杀头风险。
别说让他们把头发剃成金钱鼠尾，就是让他们变成刘瑾魏忠贤的同行，他们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熟读明清史料的读者诸君都知道，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并不是崇祯。在崇祯皇帝朱由检煤山上吊之后，还有弘光皇帝朱由崧、隆武朱聿键、永历帝朱由榔，再加上监国的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鐭，还有五代明朝帝王和监国。
他们以大明正统的身份，号召天下兵民抗击清军。但是奇怪的是，后是文人根本就不承认崇祯之后明朝还有皇帝，他们众口一词地把崇祯当成了大明末代皇帝。这些人之所以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原因只有一个：掩盖一些令文人蒙羞的丑闻。
这丑闻是什么呢？咱们还是来看看《清史稿·世祖本纪二》记载中顺治十四年发生了什么事：“复孔子位号曰至圣先师……以开日讲祭告先师孔子于弘德殿……修孔子庙……郑成功犯台州，绍台道蔡琼枝叛，降于贼……顺天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坐受贿弃市。”
这时候有读者要问了：我们知道，这是郑成功第三次北上抗清了，这怎么能算是丑闻？
请读者诸君注意：《清史稿》是清朝遗老遗少修的，但修史的时候，清朝已经完蛋了，可是史书中抗清的郑成功却还是“贼”、“寇”。而这种一以贯之的做法，从明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开始，就一直没变过。而细看那一年发生的四桩大案，足以解释为什么崇祯会被当做大明末代皇帝、其后的五朝明代君王不被承认了。同时我们也能知道，为什么郑成功抗清，永远也不能成功了。
这四桩大案分别叫做“顺治丁酉顺天科场案”、“顺治丁酉江南科场案”、“顺治丁酉河南科场案”、“顺治丁酉山东山西科场案”。
不管是清廷直接管辖的顺天府，还是明军实力存在的江南，甚至孔圣人的故乡山东，同时爆发了科场大案，并且这四桩大案，连清朝人都觉得不能掩盖和回避，由此可见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
读者诸君请不要误会，这些科场大案，并不是当时的“骨气文人”抵制清廷的科举考试，而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太多了。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大家都想踩着别人的肩膀跳龙门，结果发生了“踩踏事件”。这“踩踏事件”只是一个比喻，那事件并不是用脚，而是用“文人的智慧”踩出来的：大规模科场舞弊。
顺天科场案“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诛戮及遣戍者无数。”史家评论：“其时满、汉方水火，而汉之无耻者，又欲借满以倾汉，倾汉以结满，故发难者汉人，受祸者亦汉人。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假手于满人，屠戮同胞，以泄多数被摈者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
顺天科场案拔出萝卜带出泥：“蔓延几及全国，以顺天、江南二省为巨，次则河南，又次则山东、山西，凡五闱（总共五个考场）。”因为山西山东并案侦查，所以被清廷算作一桩案子。这就是“顺治丁酉科场四大案”。
最后刚刚二十岁的顺治皇帝福临亲自出面摆平：“上亲御前殿，士子数里外携笔砚，冰雪僵冻，立丹墀下，顷刻成数艺，兵番杂沓以旁逻之，如是者三试而后已。”
想想当时的场景吧：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弱不禁风的明朝读书人（应该说他们是明朝读书人，因为他们读书的时候，连崇祯也还在），不远万里来到清廷，没有学伴，打捕快就会被砍头。但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异国他乡（当时大明尚存，尽管后世读书人称之为南明，但当是不分南北只有一个明，清属于敌国），自己携带着笔墨纸砚（清廷太不够意思了，居然不给二十万两银子补贴），暴露在冰天雪地的严寒北方，旁边是舞刀弄枪的监考者。
虽然条件恶劣，但这些文人学子还是“心无旁骛”地完成了自己的答卷（幸亏考的是孔老夫子留下来的文字，不用写曲里拐弯儿的外国字）。从此他们有了顶戴花翎，尽管还是没有资格自称“奴才”，但却已经达到了文人的人生巅峰——金榜题名。
这些金榜题名的文人学子，虽然在八旗贵胄面前屁都不是，但是他们已经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希望，也有了耀武扬威的本钱。就像老舍名著《茶馆》里的差人宋恩子吴祥子二德子那样，可以横着眼睛对常四爷叫嚣：“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
这里要注明一句：这些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大作家老舍笔下的差人说的，咱们引用原著，应该没事儿吧？
宋恩子吴祥子二德子都是小跑腿儿的，他上面有凭着孔孟之道考取顶戴花翎、又“仗着洋人撑腰”的文人官老爷。这些文人从1657年就已经改换门庭在脑袋里面也梳起了辫子。又怎么会承认那一年是大明永历十一年？不承认明朝年号怎么办呢？有办法，他们管那一年叫顺治十四年，而且他们一口咬定：我们参加清朝科举考试的时候，大明已经亡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有一百个郑成功，一千次北上抗清，也绝无成功的可能——很多人跪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是的，大明已经亡了，大清已经亡了。但是文人脑袋里的辫子，割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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