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先生的《陈忠实年谱》《陈忠实画传》与陕西人民出版社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陈忠实传》以及最近的《陈忠实研究》，这是他十几年的心血凝练出来的系列陈忠实研究优秀成果——说是优秀成果，是因为这些系列成果出版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与认可，达到了当前陈忠实研究新的高度。
在我看来，这新就新在邢小利先生立足于时代精神的高度，深刻剖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文化思潮以及表现在文学上的迥异于传统的叙事结构和方法，以这种新异的视角，来研究陈忠实以及真正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达到了目前所能达到的研究层次，并在历史的屏幕上，结晶出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结实而厚重的系列著作，在相对的时间与空间，推出这样深度的密集的成果，确实属于“罕见”的“井喷”状态，这也是文学研究很少出现的“潮汐”现象。
“潮汐”是一种海洋波涛的运动现象，具有突破海平面极大的震撼冲击力量，蕴含着极其强大的势能和声威。邢小利先生以自己的研究，形成这样的阵势，也可以说，给目前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区别于惯常看见的“零敲碎打”式的论文化对文化现象和重要作家的研究模式，而是以著作化的阵容，形成全方位和不同层面的研究，把陈忠实立体的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不能不令人赞叹。
在阅读邢小利先生的系列陈忠实研究著作后，有益的启悟是：先不说对陈忠实鞭辟入里的精彩纷呈的思想与艺术分析和判断，就是对目下如何进行文学研究与文艺批评，也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有人说，当前的文学研究与文艺批评，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成为“捧”的“应景”话语，或者“新闻体”的广告宣传，缺少真正的研究和批评精神，不能引领文学生产也不能给社会提供理想的艺术导引，这话是有道理的。除去种种外在和内在因素，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应该秉持的学术品质。当然，学术品质的形成要素很多，而最基本的就是治学方法——这是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底线”。没有这个“底线”，一切都是建立在“臆说”沙滩之上的“阁楼”，尽管有着不吝余力的“谀词”，也不能掩饰缺少“底线”故而也缺少“底气”的苍白，尽管“楼阁”“七宝”，终究“碎”成一地的流光而风消云散，成为又一堆文字的“垃圾”。难怪赢不来人心，赢不来大家的认可，这样的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毕竟不是正途。
邢小利先生的系列陈忠实研究，首先是他的治学路径是正确的，这从他先后出版的陈忠实研究著作就可以明显看出。看出什么呢？看出他的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治学路径，这就是传统的“朴学”——“朴学”是兴盛于清代的一种治学路径，其根本方法，是“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就是“朴学”的实质。这种治学方法，肇始于明末清初的一代学术宗师顾炎武等人，他的煌煌巨著《日知录》就是“朴学”开出的灿烂之花。《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是作者积30余年心力编次而成的“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著作。不敢说顾炎武这部著作字字自有来历，但是确实有“不刊之论”的赞誉。成就一部书稿，先得“稽古”，也就是在历史文献里边找出有用的材料，这是治学的关键，没有材料，怎么能从事研究呢？不能，而这材料又不是现成的，得“稽”，“稽”的意思，就是寻找，千方百计地寻找，后人形容“稽”就是“上天入地”找寻。找寻不是容易的事情，顾炎武为了“稽”，除过在历史文献里寻找而外，不惜踏上万里征途，到处访古搜寻遗落在民间的有价值的材料，这里就不多说了。第二步，就是要“有得”，这并不“稽古”轻松，这里的“得”，是读书的体会和感受，进而上升到认识和评判，再写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来，又是一番综合的紧张的精神操练过程，譬如蜜蜂采得“花粉”后，进而酿成“蜜”，这“有得”，就是酿成的“蜜”。这“蜜”属于自己的独有的思想结晶和理论探究的成果。有了这些前提，才有可能进入“札记”阶段，也就是书写过程。按照法国现代学者德里达的意见，这个书写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过程，牵涉到诸如作者解构与建构复杂的思想运动以及作者“独上高楼”的“孤寂”奋斗过程，这毕竟是心智的文字凝练与理论表达。最后，就是顾炎武的“平生志业”皆在于此的表述，也就是坚持不懈的努力——这就是“朴学”的治学路径。
邢小利先生的就是沿着久已“沦落”的“朴学”路径，来从事他的“志业”陈忠实系列研究的。写传记，对传主的一生要有“事无巨细”的了解，这是写传记的基本功，也就是“稽古”的过程。为了写《陈忠实传》，邢小利先生先编写了《陈忠实年谱》，这是写作《陈忠实传》的基础工程。而完成这个基础工程，并不是有现成的传主材料，只需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填充传主的人生经历与著述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很花费力气的学术工作，既需要广泛搜寻传主的年代材料而外，还要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材料甄别和勾稽，有些事情，特别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存在着时间或者地点或者场合的错误，这些错误，并非是故意而为，大多因为文件的记叙或者传主的回忆的有意无意的“误记”而形成，这就需要传记作者通过多方面的考证才能确定出符合事实的真相来，绝不能仅仅凭借单方面或者传主的自诉来下结论。著名传记作家伯努瓦.皮特斯深有感触地说：“一部传记也是在各种障碍、抗拒或抵制中完成的”——这话说得很有分量。在“稽古”的时候，没有抗拒、抵制和克服各种障碍的客观的科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就不会写出令人信服的传记，我想，邢小利先生应该有这种辛酸与甘甜吧，在这他《史学的态度，史学的方法——邢小利访谈录》里可见端倪。
《陈忠实传》出版以后，好评如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邢小利先生把传主放在特定的历史境遇里，从传主的家族与乡土背景、文化接受、传承影响、心理结构、美学追求和写作风格诸要素入手，以时间为经线，以作品，特别是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和《白鹿原》出版后引起的文坛震动为纬线，来经营这个规模宏大的传记作品，他注重传主的创作生活细节和人生发展情节，有枝有叶地描述出陈忠实这位当代著名作家平实而又充满波澜的壮丽一生以及在小说和散文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真实而又准确地把陈忠实这个必将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刻画出来，这殊为不易。就以搜求传主的作品而言，这是构建其传记的必要条件，邢小利先生并不满足业已出版的陈忠实小说和散文作品，而是发扬“朴学”的“稽古”精神，费尽周折，硬是从已经无人问津的文献角落里，“稽”出陈忠实早期的文学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带有历史云烟的痕迹，甚至连作者也忘记或者不愿意提起，而他却千方百计“稽”出来，编成一册《陈忠实早期作品集》，这对研究陈忠实有着很大的史料价值。正是因为邢小利先生在传主的史料方面，下了绝大的气力并获取了丰硕的成果，他的陈忠实研究和撰写的《陈忠实传》才得到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
邢小利与陈忠实
无论是学术研究也好，还是撰写作家传记也好，关键的是作者自身的思想高度和学术能力，这是决定其学术研究或者传记作品平庸还是不平庸的内在的决定因素，也许，缺乏思想高度和学术能力的人也会写出所谓的研究文章和传记作品，只是靠罗列史料或者说些大而无当的套话，哗众取宠，也能博取一些“声名”，但是，真正的学者和文学研究者，是不屑于如此勾当的，他要走得路，是无人走过的路，是充满了荆棘的路，也是艰辛的路，顾炎武是这样，他是一代经学大师，也深谙金石、地理、历史、典籍和社会风俗学问，才成就了《日知录》这部巨著，担当得起“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这样的肯定。邢小利先生依照“朴学”的“实事求是”和“无征不信”的治学路径，重于“稽古”和“随时札记”勤奋精神，树立起“平生之志与业”，长达15年对陈忠实的思考和研究，在相对的时间与空间里相继推出《陈忠实传》和系列研究成果，这与他自身的思想高度和学术能力有关——据我所知，邢小利先生经年读书不倦，家里所藏的按照传统分类经史子集图书当超过万卷。为了很好地研究和破译陈忠实与苏联文学以及拉美文学的接受关系，他大量阅读这方面的文学作品，甚至重新阅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等作品，获得深切的艺术感受——这种艺术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之后，才能开展对审美对象的研究，才能有话可说。这并不是邢小利先生自己所说的仅仅满足于“历史学”兴趣，而是他的思想、哲学与文学艺术修养的综合体现——没有想到久已疏远的“朴学”治学路径终于有了“回响”和赓续，我想，这就是邢小利先生《陈忠实传》和系列研究成果给当下的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有益的启示吧。
——原刊《陕西日报》2019年8月14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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