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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喵喵说话  发表于:2019-11-14 17:01:00

原标题: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1943年冯喆兄妹在上海桃源村合影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01 我们的少年时光

我的二哥冯喆,又名冯贻喆,小名二毛,1920年出生于天津。大哥冯贻善,小名大毛,比二哥大五岁。我最小,原名冯贻美,小名小妹,比二哥小五岁,也生在天津。我们兄妹成长在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知识分子家庭。

童年冯喆在汉口中山公园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我们的父亲冯建统是广东南海(今佛山)人。冯家是一个世代相传的官宦人家,曾被清朝皇帝赐予三代红顶花翎,出过战功赫赫的武将,也出过被光绪皇帝赐封的孝子,并被列入《孝子传》。我父亲年幼时先就读于家馆,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左传春秋,因他天资聪颖,智商过人,又勤奋好学,小小年级就能写诗词,所以有渊博的古文基础。随着祖父弃官经商,定居于武汉,父亲便入读了教会办的博文中学,开始接触西式文化的影响,17岁高中毕业考入美国人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21岁毕业后又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考取清朝政府出洋留学的官费,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外交。父亲一生从事中国铁路管理工作,直到退休。

冯喆与家人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我们的母亲韦瑶珊是武汉大茶商韦捷成的女儿,从小受西方教育,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圣玛丽女校,是学校的女低音组歌者。这两个受过西方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即在我父亲出洋留学前奉双方父母之命,按照传统的包办婚姻结为连理,双双出洋留学,母亲在美先学音乐,后因生了大哥改学家政,他们回国时,大哥已经五岁。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冯喆与家人

父亲对子女的管教是严厉的,重礼仪讲规矩。比如要我们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还教我们念:“立如松,坐似钟,卧如弓”。听到父母叫自己要立刻走过去问:“有什么吩咐?”分食物时给我们读孔融让梨的故事。所以“融能四岁让梨”早已印进我们的小脑瓜。

虽然当时家里仆人不少,但父亲规定两个哥哥要自己铺床叠被,自己盛饭。他认为男孩子不能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要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当我们最后定居武汉的时候,两个哥哥就被送进一家教会学校去住读了。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父亲喜欢我,妈妈偏疼大哥,因为他是长子且生在国外,又和她一块回来。相比之下,二哥就受到冷落。二哥老穿大哥的旧衣服,连过年都是,可二哥一点也不计较。三个孩子偶尔出点矛盾,挨说的总是二哥,“你为什么不听大哥的话!”“你为什么没让着小妹!”……二哥挨了说从不顶嘴,憨厚地一笑了事。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二哥喜欢狗。今天回想记忆犹新。那是九一八抗战开始,父亲的工作从唐山转移到通辽,(今属内蒙古,当时可能是察哈尔)是个很偏僻的小城市,土匪猖狂,我们家离火车站不远,为防土匪家里养着狗。一条母狗一次生了十只小狗,我们全家每人分了一只。二哥对分给他的那只小狗不仅十分疼爱,常省下自己的糖果点心喂狗,小狗也听他的话,他竟教会了小狗许多“本领”。而我养的狗 “小胖”什么也不会,我不依不饶,哭着去告状,二哥又挨顿说,然后高高兴兴地去训练“小胖”。

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个温暖和睦,无忧无虑的家中自由自在地度过,完全不识人间疾苦,不知国难已当头。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02 分忧:挑起家庭的重担

及至“八一三”事变,抗战开始了,我们的生活就全变了。为了能使我们有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父亲在上海法租界桃园村租了一幢房屋,把两个哥哥送到他的母校圣约翰大学附中分别读高、初中,把我送到教会办的启秀女中读书。

我们一直住着铁路提供的大屋,一下子住进拥挤的弄堂里,处处都是人,孩子到处跑,很不习惯,但二哥很快就和弄堂里的孩子们混熟了。周末从学校回来他们一块儿在弄堂溜冰,我也跟着去。桃源村附近有辣斐溜冰场,二哥教会我花样溜冰,后来在一次上海市花样溜冰比赛中,我们俩还分别拿了男女冠军。二哥不仅和大孩子玩得来,还经常被许多小朋友跟着、围着要他讲故事,一块玩,当时弄堂里的人都叫他“孩子王”。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但是,好景不长,双重打击落到我家头上。先是大哥在学校体检时发现有肺病,父亲知道后送他去牯岭养病一年,哪知一年后回到上海发展成骨痨。当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样可怕,为避免传染,母亲禁止我们进大哥的房间,一切由她料理。 偏偏这时随着战事推进,战火连天,爸爸寄给我们的家用钱总是收不到,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没钱交学费,二哥只好辍学在家,当时才18岁的二哥突然变成了大人,为母亲分忧。每天一早他戴上大口罩、手套要去给大哥搞卫生。母亲不允,他笑嘻嘻地着举起双手说:“嘿!这不注意着吗?”以后他常去大哥的房间陪伴他,还找来木板,给大哥做了个可以架在石膏壳上的小活动折叠桌,成了大哥的写字架、看书架。不知何时,二哥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吉他,常去给大哥弹唱表演。

当时的话剧演员韩非是二哥的溜冰玩伴,见二哥失学在家,人长得很帅,又能讲标准的国语,就建议二哥去报考他所在的上海剧艺社当演员。二哥报考后立刻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03 事业的奔波与忙碌

上海剧艺社是由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剧社,坚持演出爱国的进步剧目。但是由于白色恐怖,一些知名的左派戏剧家,如夏衍、于伶等人不得不转移去香港或内地,上海剧艺社宣布解散。随后又由当时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戴耘、张可、英郁、柯刚和一些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如李伯龙、朱瑞钧、吴纫之、吴琛、吴天、章杰、李健吾、宋琪等重组了名为同茂的剧社,二哥也跟着去了,我因读不起书,便也进了同茂剧社。这时二哥已经在剧中担任主角,当时我们兄妹经常同台演戏。二哥的工资高一点,就由他养家,我的工资就为我俩的零用钱。当时演员的工资很低,生活清苦,深夜下戏都步行走很远的路回家,半路在路边吃点夜宵。记得经常在发工资前几天,二哥会提醒我:“明天给大哥交牛奶费,今天晚上咱们买一块粢饭两人分,一人再喝碗豆浆。”到吃的时候,那块大点的粢饭糕二哥是一定分给我的。 二哥什么时候都先人后己,从小到大一贯如此。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同茂剧社是一个严肃正派的剧社,演出的剧目有曹禺根据巴金的小说改编的《家》,杨绛的《皆大欢喜》,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魂归离恨天》,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剧社领导很注重对演员的培养,不定期举行戏剧讲座。这里有一段插曲:为练声我一定要二哥给我租一架钢琴,二哥看了我一会儿就问我:“你能坚持吗?”我说:“怎么不能?”就这样,租来了琴。因上海房子小,只二哥的亭子间能放,钢琴没法搬上楼,只好从窗口吊进去,费了这么大劲满足了我的要求,可是我练了没多久,就再听不到声音了。二哥只说了一句:“我就知道你……”退了琴,他没有骂我,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没有做到父亲要求我们的“凡事一定要做好”。二哥的不语比骂我更有力。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一本《演员自我修养》被大家传阅得快散了,刚出版不久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更是传阅的热门书。大家比、看、背诵罗曼罗兰名句,总之文学气氛极浓。除此,我们还有地下活动,有时戴耘、英郁等地下党员会组织一些演员去陈钟家的亭子间,学习从解放区带来的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同茂剧社俨然是一个灌输革命思想的根据地,二哥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由戴耘介绍加入了地下党。

1944年抗战即将胜利,家人团聚指日可待。可就在此时,与疾病相持了七年的大哥却不幸去世了,没有等到见父亲一面。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抗战胜利后,内地重庆的艺术工作者纷纷返回上海,使得上海的文艺事业得以复兴,同茂剧社解散,重组了新的上海剧艺社,又接收了敌伪的电影公司。二哥这时已颇有名气,成为三栖演员,搞话剧、搞电影、搞广播剧,就此开始了电影事业的征途。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这时我父亲由云南直接调去粤汉铁路局任铁路专员,工作在广州。多年离别念女心切,便把我接去广州。在此期间,从家信中知道二哥转至电影业为主,与上海柳中浩和柳中亮所创办的国泰电影公司签约为基本演员了,拍摄了《鸾凤怨》,与顾兰君合演的《十步芳草》。由屠光啟导演与陈燕燕合演的《龙凤花烛》,由田汉编剧,应云卫导演与周旋合演的《忆江南》,由岳枫导演与王丹凤合演的《爱情,爱情》等影片。

1948年,二哥被党组织派去香港工作,他和母亲来到香港后,恰好父亲也退休来到香港定居,我们一家人总算是劫后重逢又得团聚,只是少了大哥。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二哥在香港左派电影圈里十分活跃,除了拍电影,有他和舒绣文、顾而已合演由欧阳予倩导演的《恋爱之道》,与王莘、戴耘合演由章泯导演的《结亲》,又与李丽华、王元龙合演由章泯导演的《冬去春来》。平时则组织参加“读书会”,广泛联系、团结各界群众。这时我们又常同出同入同工作,令人难忘的是1949年9月间为准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左派电影界要排练演出腰鼓大秧歌,组织编导的是从来未接触过腰鼓秧歌的二哥。由于他的努力,大家热情高涨,我们的演出有声有色十分精彩。后来我们全班节目返回祖国在穗为劳军演出。也就在这时期,二哥在香港做了他一生中第一次违背父母意愿的决定,和一个不被父母接受他并不十分了解的一位女演员结婚。结婚当天,父亲勉强的只是在主婚人必得出席的盖章仪式的一刹那到现场,旋即离去。

冯家兄妹与母亲在广州去成都前的合照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04 兄长、孝子

1962年我去上海开刀住院,见二哥也在住院,就责备他生病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却轻松一笑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又不是医生,告诉你有什么用?” 他也没告诉我他已经被切除了部分内脏。同样的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二哥也从不提只字困难,我写信问他要不要寄点营养品给他,他却断然拒绝,说别人能过他就能过。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在住院的三个月里,每个月我都会在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信封,里面装着60元人民币。我知道这是二哥给的,我退还给他,告诉他我在医院里用不着,他却风趣地说:“你留着买鞋吧,你不是还没找到一个做鞋的吗?”这又是一件往事,我刚进同茂剧社那几年,因为工资低,二哥不让我交家用,而我拿到工资后,总喜欢去鞋店转转,二哥见了也不埋怨,只是摇摇头说:“我看你将来嫁个做鞋的吧。”没想到事过将近20年,他还记得起来幽我一默。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1967年,又被借调到广州珠影。这期间母亲突然生病,咳嗽吐血,经医院诊断说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肺癌。当时我们正组团,准备一星期后就出发去马来西亚赈灾演出,我除了当演员,还搞服装兼行政,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只好写信通报二哥,幸好二哥没拍戏,正为珠影准备剧本,给纪录片写解说稿,配画外音。二哥见信立即回信说广州医疗条件好,他可以找到好医生,也可以照顾母亲的病。很快又收到他的电报,说他已办好了到深圳的边防证,叮嘱我在指定的时间送母亲去深圳。他只用了一天半时间就办好了边防证,可见对母亲的孝心!当我送母亲到深圳火车站时,二哥已在站台等候。 二哥只匆匆嘱咐我放心,工作别分心,火车就开了。

后来母亲经中山医院一位著名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肺癌晚期,已经无法化疗只有三月命。不久,母亲就去世了。

冯琳回忆:我的二哥冯喆

05 永远的怀念

1960年代,我收到二哥的最后一封信是1968年12月26日写的,信的内容是已经收到我从广州寄给他的毛主席著作英文版,并告诉我他离婚的事双方已经谈妥,只待办离婚手续,并要我给他寄两包保肝的葡萄糖(他的内脏是血吸虫病的后遗症)和广东老乡的黄烟丝及三分钱一本的卷烟纸。我立刻把东西寄去,也不知他收到没有,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信了。

后来,就接到了二哥去世的消息。

二哥的骨灰安葬在广州烈士公墓。

回到香港,我不能流露出半点哀伤悲痛,我怕年迈的父亲经受不了这般沉重的打击。过了很久,有一晚我回家,父亲在屋里等我,见我就问:“你二哥呢?”我一怔,父亲把烟斗重重地敲在桌子上说:“你当我在成都没有朋友?二毛是被活活打死的。”我呆住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找不出任何谎言来回答他,冲进自己的房间嚎啕大哭,也是我第一次痛哭我冤死的二哥。以后一段日子,我和父亲都陷入了沉重的悲痛中,相互没有话,回避着彼此的目光。夜里,父亲屋里的灯光彻夜亮着,我轻轻借送茶进去,屋里烟雾缭绕。

二哥平反昭雪的消息见报以后,我收到许多关心、热爱他的观众给我的慰问信,这些信有的直接寄到香港,有的由峨影厂转来。有的观众在信上说,冯喆没有死,他永远活在《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胜利重逢》《沙漠追匪记》《羊城暗哨》等著名影片里。有两位小妹妹还写诗纪念他:

昔日的人已化为泥土,

哺育着一棵生意盎然的大树,

你在永恒的天穹下,

永远唱歌,攀上生命!

我的好二哥,父母的好儿子,大哥的好弟弟,到今年,你离开这个世界已经40年了,40年后的回忆,你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言犹在耳!你还是那么帅气英俊、那样真诚质朴,一如你小时向我走来时,嘴角上那弯我再熟悉不过的笑靥。你那亲切地微笑着,向我走来……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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