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
1929年7月14日，一辆普通客车缓缓驶进奉天（即沈阳）火车站。两位衣着整齐的旅客，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匆匆走出车站，随后又雇车到一家旅馆，住了下来。他们便是刘少奇同妻子何宝珍。
当时东北三省统称满洲，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统治之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刘少奇这次是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此之前，已有三届满洲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严重的一次是1928年12月，满洲省委在举行扩大会议时，被敌人包围。省委委员除团省委书记一人逃出外，省委书记陈为人和全部常委以及几名外埠负责人共1 3人被捕。由于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工作和群众运动接近瘫痪。党在东北的工作正处在极为艰难的时刻。
刘少奇来到奉天后，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满洲党的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面上的工作布置完毕，刘少奇准备抓一抓奉天的工人斗争。分管奉天市工作的是省委常委孟坚（孟用潜）。他向刘少奇报告，奉天纱厂正在酝酿罢工，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刘少奇决定与孟坚一起参加纱厂支部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罢工。
纱厂坐落在偏僻的郊区，厂周围是一片坟地和小树林，显得有些荒凉。1929年8月22日下午6时许，一位教书先生模样的人出现在小树林里，他就是孟坚。过了一会儿，一身工人打扮的刘少奇也来了。按约定，他们要与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在这里碰头。
又过了一会，下班的汽笛响了，厂门却紧闭着，不见有下班的工人走出厂门来。工厂的大门口，只有几个厂警在转来转去，搜寻着什么。刘少奇凭着长期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觉察情况有异，马上决定迅速转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一队厂警发现了他们，持枪冲上来将他们抓住。原来几天前，工人党员崔凤翥叛变。他向厂方告了密，常宝玉已在两天前被捕。
厂方警察将刘少奇、孟坚当作煽动工潮的嫌疑分子，开始审问。审讯中，刘少奇只承认是武汉来的失业工人，到奉天来找工作。
主审的厂警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做工的工人。”刘少奇平静地答。
厂警中的一个头儿瞪着眼睛上下打量着刘少奇，突然吼道：“把手伸出来！”
那人看了看刘少奇的手，嘿嘿笑了两声，说：“工人？你骗不了老子！看你细皮嫩肉的，连个茧子都没有，还敢冒充工人？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刘少奇镇定地说：“我就是工人，排字工人。若你们这儿有排字的活儿，我可以做给你们看。”
他们挑不出毛病，互相嘀咕了几句，又突然喝道：“你为什么要来煽动工潮？”
“什么工潮，我根本不知道。”
厂警见问不出什么名堂，大失所望，拉起刘少奇的手打了一阵板子，又把常宝玉押来对质。常宝玉从未见过刘少奇，看了半天后说：“不认识这个人。”
厂方没有抓住把柄，第二天就将他们押解到奉天警察局商埠二分局，关押在临时看守所。8月26日，警察局又将刘少奇、孟坚、常宝玉三人一起押解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看守所里，刘少奇利用放风机会，对孟坚说：“现在是奉天纱厂把我们送到监狱的，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要说服那个工人（指常宝玉）否认煽动工潮，我们的案子就比较容易解决。”孟坚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对常宝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终于将其说服。常宝玉再过堂时，全部否认了在纱厂审讯时的口供。
营救
再说省委机关的同志，一连几天都没有见到刘少奇与孟坚，也没有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十分着急，担心他们的安全。省委马上派杨一辰去打听消息。
杨一辰是省委组织部的组织干事，他找到纱厂的团支部书记，从他那里知道出了事，刘少奇与孟坚一起被纱厂的警察抓住了。省委根据这个情况，决定派杨一辰到敌人的监狱里再打听打听，看看刘少奇与孟坚是不是被送到那里了，因为按照惯例，纱厂的警察所扣押人是不能太久的。
正巧，有一个叫周世昌的党员尚关在狱中。周是在法国入党的老党员，被捕后表现得很坚强，没有泄漏党的秘密。他刑期快满了，敌人对他看管也比较松，让他在监狱门口卖监狱自产的酱油。那儿有一个小柜台，窗口安有铁栅栏，人出不来，只能从铁条的间隙中接递瓶子。杨一辰便装着买酱油的样子，把瓶子递进去，顺便递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设法弄清新近有没有被捕的党员，叫什么名字。
周世昌看罢，低声说：“现在酱油只剩下底子了，不好，隔两三天再来吧！”
杨一辰明白其中的含义，点点头就回来了。
按照预定的时间，杨一辰又来找老周。老周把装满酱油的瓶子递给了他，同时还夹带一张纸条。走到无人处，杨打开纸条，知道老周通过狱中的另一个党员老张（即杨靖宇），证实最近是关押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叫成秉真。杨一辰分析，刘少奇肯定被捕了，成秉真就是他在狱中的化名，于是连忙向省委汇报。
省委一面向中央报告，一面设法营救，并派杨一辰去探监。
杨一辰提着一些水果、点心来到了监狱，在监狱的接见处等着与“成秉真”见面。一会儿，人被带来了，果然是刘少奇。
这个与犯人见面的场所，中间有个铁栏杆，彼此隔着一段距离，可望而不可即，要握个手都不行。两边都有狱卒看着，老是不停地催促：“快点，快点，时间到了，不能谈了。”在这样的场合，当然不能详谈。
杨一辰问：“怎么样？”
“不要紧，估计过几天就可以出去了，请不用惦念。”刘少奇答。
杨一辰知道情况并不严重，便转而问：“还需要什么东西？”
“用不着，只要存上点钱。”
杨说：“我可以找个铺保作保人。”
刘少奇点点头。
告别出来，杨在狱警那儿存了240元奉票，相当于20大洋，供刘少奇出狱打点时开销，并找到一个店铺做保人。
几天后，党组织还安排何宝珍去监狱探望了一次。
出狱
一个星期后，法院开庭审讯了。主审法官是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洋学生，穿着法官大礼服，派头十足地坐在审判桌前。他审问过孟坚之后，接着审问刘少奇：“你叫什么名字？”
“成秉真。”
法官又问了几个问题，刘少奇的回答同前两次不差分毫。
接着，法官把常宝玉叫上来。常推翻了原供，否认认识孟坚，并坚持说以前的口供是厂警刑讯逼出来的。
不到一个小时，法庭调查结束。法官见案卷中根本没有物证，只有常宝玉一个前后矛盾的口供，显然不足为凭。
过了几天，奉天高等法院对这一“煽动工潮”案的判决书下来了。对刘少奇、孟坚的判决结果是：“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常宝玉因和纱厂有直接关系，判罚40天拘役。
由于事先安排好了保人，刘少奇由法警带到一个叫宝兴店的小旅店释放了。刘少奇出狱后，特意交待孟坚派人去看望常宝玉，并送他一些东西。
满洲省委的同志见刘少奇与孟坚都安全脱险，自然十分高兴，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随后，中央回电，由刘少奇继续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任宣传部长。这样，刘少奇又重新挑起领导党在东北工作的重担。
——摘自《党史博采》2009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