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摄于1977年4月，北京中国美术馆）
今年是文化革命后恢复高考暨改革开放42周年的纪念之年。文革后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人生的既定轨道，具有特殊纪念意义，它一下子激起了我对当年高考往事的回忆。
孩提时候许多事情早已淡忘，但有一件小事却是我终生难忘——或许因为它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作用太大太大了。
记得大约八、九岁，刚刚一、二年级的时候，一天去电影院看电影，好像是座落在大连市松山街的一建俱乐部。那天我们进去得早，没有几个观众入场，所以几个人相视看得很清楚。我旁边有位青年男子，文质彬彬，像是一位文化人。他主动和我闲聊起来，问我几岁了，我就顺口告诉了他，说完就玩起来了。没有想到，过了片刻，这个人很正经地对我说：“小朋友，你到23岁就该大学毕业了。”
他可能也就是随意说说，但他绝不会想到他这句话对于我的前半生生活的理想和信念具有怎样的意义。那天看的什么电影我已经全然没有印象，但将来要考大学，做一名大学生，却从那一刻起成为我的坚定信念。
可是事与愿违，1966年，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全面爆发了。这场运动不但把中国经济发展几乎拦腰折断，把中国文化几乎彻底葬送，同时也自然粉碎了我上大学的梦想。
梦想似乎是破灭了，但这个心愿却刻在心中久久不能消散，遇到可能的机会，它就条件反射般地浮现出来。
1968年夏天，当时由于全国大中小学一律停课，我几乎每天都去海边游泳。一天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时候，旁边一群大学生模样的人的吵杂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他们兴高采烈地反复朗诵一段似乎是毛主席语录的话：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看他们那番眉飞色舞的样子，好像比娶了媳妇儿还要亢奋。
后来才知道，毛的这番话就是著名的“721”指示。人所共知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就是落实这个指示的具体程序。尽管还没有完全恢复高考制度，但“大学还是要办”这句话已经足以给那些渴望知识，尊重文化的人们心理上以极大的慰藉和满足。同时也燃起了我上大学之梦的星星之火。
但也许是好事多磨，1971年中学毕业的时候，鉴于很多中学文革后期师资奇缺的状况，大连市从应届中学毕业生当中选拔一批人来到大连师范学校，进入师资培训班学习后到市内中小学任教。我就成为这个培训班中的一员。当时似乎有些别无选择，但后来想想，原来这个去向也是“利弊参半”的。从利的方面看，继续深造从大方向上和上大学求学是一致的，但当时意识不到的问题是，这个去向已经注定我无缘当时的大学之梦了。因为按照毛的指示精神和各地的实际操作，当时能够被选拔上大学的，只能是“工农兵”，所以这些学生就是后来我们通称的“工农兵学员”。我作为中学教师，已经进入“臭老九”的行列，是根本无缘“工农兵”学员的行列的。于是，我只好对那些幸运儿望洋兴叹，心想自己的大学梦大概只能就此付之东流了！那些年，看着那些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工农兵学员，心里往往充满了酸楚……
也许是苍天有眼，随着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人们从政治气候的变化中看到了恢复高考的一线希望。
果然，经过一年的“拨乱反正”，1977年10月，终于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正式消息。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于是，我几乎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备考过程之中了。
也许是因为对这一天的到来盼得太殷切、太久远，我几乎没有考虑到一旦投身于备考过程中之后各种可能的结果及其相应的承受能力。果然，高考开始后我就好像炒股被套牢一样，处于欲进不果、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中。
1977年是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也是我的第一次高考。由于我当时在一所中学担任美术老师，画画儿在当时大连也还小有名气，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报考了鲁迅美术学院的油画系（当时在辽宁省招生的美术系只此一家）。当时鲁迅美术学院实行单独招生考试。它面向全东北招生。据说这次全东北有10000人报名，经对所有考生提交的作业经过初审后发出300张准考证，并在沈阳、大连等地分别设立考点。
我有幸得到一张准考证，并参加了设在当时大连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即后来的大连市群众艺术馆）举行的入学考试。考试分为文化考试和绘画两部分。因为我在所任教的中学担任过文科课程，加上平常很喜欢阅读文学作品，所以文化考试对我来说比较轻松。我从其他考生文化考试的沮丧表情中，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占有优势。接下来的专业考试分别是素描和色彩。因在师范学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出来工作后我又一直没有中断这方面的练习，所以自我感觉两份作业还说得过去。虽然感觉在场有几位考生的作业比较精彩，但感觉自己的至少在中上以上。
然而过了录取时间很久，仍然没有接到录取通知。心想还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今年不行，明年再战吧。于是就把希望转向了明年。
因为1977年下半年才开始恢复高考，实际考试的时间已经到了77年底，而新生入学已经是78年春季了。转眼到1978年春天，我再次准备上阵。那段时间为了备考，我干脆搬到学校去住，每天都熬到深夜。到了5月开始报名。但递上报名材料后收到的却不是准考证，而是一封拒绝我报名的通知信。信上大意是说由于国家政策有明确规定，为保证师资队伍稳定，凡国家正式公办学校教师，参加高考时只能报考师范院校。并解释说77年报名时尚未接到上面通知，到录取之前才接到通知，所以没有录取我。
这就是说，如果我还想上大学，就只能报考师范院校了。而当时在辽宁招生的师范院校根本就没有美术专业。这样以来，如果我想圆上大学的梦，也就只好改行学非艺术专业了。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因为从1968年上中学后正式开始学画，到1978年高考，十年的学画经历不仅给我打下一定的绘画基础，也使我对绘画产生深深的感情。就这样放弃，我真的难以割舍。可是另一方面，如果这次不报考，已经24岁的我以后恐怕就真的没有机会了。经过几天的矛盾，最终还是决定改行报师范院校文科。
但这时距离7月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难以想象：高考一个月前决定改行由艺术报考文科。可在当时却是那么坚定执着，信心十足。如果说那时的我有什么与众不同，有点什么背后支撑的动力，我想可能非常简单，就是那个儿时的大学之梦！
高考那几天的考场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由于考生是按学校分片编考场，所以我是和我所任教中学的学生同在一个考场参加考试的（这可能也是那个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由于刚刚经过白卷先生张铁生的洗脑，那些学生没有多大考上的希望，大多只是到考场来看个稀奇，也想碰碰运气。后来有学生出考场后和我说：“宁老师，我们反正也不会答，所以索性在旁边看您答题的姿态，真过瘾！”
果然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倚仗我以前的基础和中学任教期间曾经担任文科各门课程的有利条件，使我除数学以外都得到了比较理想的分数。但好事多磨，理想的分数并没有变成理想的录取通知书顺利来到我的手中，而是经历了一场曲折的波澜。
从九月开始，考生们陆续接到盼望已久的录取通知书，可到了十月，录取工作已经大致结束，我还没任何消息。我来到市招生办询问，开始还告诉我看分数应该录取，而且应该是不错的学校，可能录取过程有什么差错，让我再耐心等待。可等到录取工作已经完全结束，我还是没有被录取。等我再次去询问的时候，办公人员吞吞吐吐，语焉不详。我立刻想到里边大概出了问题。这时想起市招生办有一位老师是我以前在大连师范学校时教过我的体育老师，就专门找了他了解情况。他向我暗示，是我的“政审”方面出了问题。
原来，当时的政治气候虽然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有了很大好转，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很多历史政治问题的处理尚未有明确的规定。当时高考考生报考登记表上面有“家庭成员或直系亲属有何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一个栏目。尽管我父亲母亲在文革中的有关遭遇尚未作出结论，但即便是所谓“问题”，也绝对够不上“重大”和“历史”的级别。加上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对组织上做过隐瞒，所以这次高考填表该栏为空缺。可是要命的是当时我们单位负责人事档案的是一位能把孔老二“克己复礼”理解成为“调戏妇女”的“三八式”文盲老大妈。她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对党的赤胆忠心，把我父母那些没有结论的问题一五一十地在我的档案材料中做了注明。于是，客观上也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态势：宁稼雨家庭的问题，单位介绍很详细，但他本人没有一句说明。在那个时代，隐瞒家庭问题可是一件极不光彩而且事关重大的事情。人家没有录取在当时也是情理之中的——谁也不敢录取一位隐瞒家庭问题的人来上大学啊。
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也就知道从哪儿下手了。我找到此前我连续几年被评为大连市及中山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奖励证书等有关材料，到大连市招生办和教育局申诉。这些材料理所当然地否定了我隐瞒家庭问题的说法，于是大连市教育局和招生办联合要求我所在单位重新提供我的高考档案政审材料。在完成了这一系列工作之后，我终于取得了被录取的资格。
然而，此时已经过了全国统一录取期限。大连市招生办给我的答复是，为了对考生负责，我们破例在本市解决录取问题。这就意味着，我只能到校址在大连市的辽宁师范大学（当时叫辽宁师范学院）就读了。
来到辽宁师范大学学生部，在选择专业的问题上又出现一点小小波澜（但它决定了我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因为对历史有兴趣，高考时历史又是分数最高的一门，所以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历史系。可当时辽宁师院规模小，政治和历史合在一起为“政史系”。学生部的郭部长告诉我，当时政史系只有三十几个人，在一个小教室。现在教室已经满了，插不进去人了。现在只有中文系教室还有空位，你如果想上，只能上中文了。
也许历史和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尽管大量的文学作品阅读方面我不输给我的同学，但在中学任教期间，语文和外语是我没有教过的。而政治、历史、地理我都教过。此前我还从未想过我会学中文，更没想到中文将会是我的终生职业。可是为了圆大学之梦，当时好像已经别无他求了，于是便在其他同学已经上课两个月后，终于坐到了我渴望二十年的大学课堂。
（1978年终于圆了期待16年的大学之梦）
第一天坐在大学的教室，我脑子里又浮现出幼时电影院里那位年轻人对我说过的话。因为时代的原因，我没有按他预计的时间大学毕业。我上大学那一年已经24岁了，这一天我等待盼望了16年，它虽然终于来到了，但还是让我百感交集。上大学的坎坷过程，使我感受到人生过程的艰难不易，也体会到意志和恒心对于一个成功者具有怎样的意义。
（本文原题为《十六年的等待：我的高考传奇经历》，写于2007年恢复高考30年纪念时，刊发于我的个人网站博客“雅雨书屋”，2017年收入王辉耀、苗绿主编《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一书中。今天，在纪念文革后恢复高考暨改革开放四十二周年的日子里，找到旧文，稍加改动，再次献给这个特殊日子，重温那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2020年7月8日，高考第二天，再次重发此文，以志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