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一个会上讲话。忽然，他的发言被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总理办公室通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现金……周总理责成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限期三天破案！
伪造的介绍信以及公函
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位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来人递上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字。”秘书室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例行公事地说了声“好”，收起发文本，迈着从容的步履走出大门。
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些。
因见信封上写着“急件”，行长秘书当即拆开，里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
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望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年轻的秘书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过疑虑，但她抬起手腕见手表指向了6点12，心头不由一紧，啊，离限定的时间仅剩下1个小时了。时间紧迫，不容多想。于是她急忙抄起电话：“喂，发行局吗?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马上计划研究局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又急忙敲开了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王副局长认真看过以后，疑惑地问道：“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未及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他抓起听筒：
“喂，我是总行计研局，是……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挂上电话，这位副局长再一次催促发行局快办。发行局当班科长撂下电话，带上科里的老吴，驱车直奔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敢怠慢，按照总理批来公函的要求，到金库里提取现钞，捡旧票，包装好，分装两个麻袋。
这时发行局当班的朱科长也奉命赶来催办，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麻袋抬进小轿车，直奔民族饭店。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晚餐的和晚餐后外出的宾客在民族饭店一楼前厅进进出出，正是人稠的时候。发行局朱科长三人抬着两麻袋钞票进了民族饭店前厅转门，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起一个人，他走近服务台说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朱科长看了看眼前的赵全一，如释重负地问道：“我们没有误事吧?”
赵全一笑着摇摇头，一指墙上的挂钟：“很准时嘛！”
赵全一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朱科长看过信函，又让赵全一打个收条。赵全一从兜里拿出笔记本，随手撕下一页，写了一张白条。“是不是应该加盖个公章。”朱科长不大放心。毕竟这是一笔巨款，一旦出了问题，他无法交代。赵全一笑了：“这信函上不是已经有公章了吗？要不你们就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吧？”
朱科长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民族饭店。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不约而同长长出了一口气，“哦，可算完成任务了！”于是，他们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轿车。转瞬，轿车便融进了西长安街的车流中…
过了几天，当总行几位领导返京后，听到了计划局长的汇报，认为有必要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问清此事并请示款项应如何核销。结果总理办公室告知，总理从未有过这样的批示，要人民银行将原件送来查看。
3月24日，银行将原件送到总理办公室，于是才知晓这是一起巨大的诈骗案。
天罗地网迅速铺开。几乎在同一天，北京市700万市民全部接受了上级的传达。工人、学生、农民、干部，满城争说“20万”。老太太上油盐店打醋，找回钞票也要把它对着太阳光照照有没有什么可疑，小学生上学路上看见一个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踪耽误了上学……穿灰大衣的人不敢再穿灰大衣了，穿藏青中山装的人也不敢再穿中山装了。哪位要是同通报的体貌特征相似，这回可倒了霉了，公安局审查不说，街坊邻居也会背后指指戳戳，见了面熟人当生人瞅。有几位更倒霉，被当成嫌疑人让公安局审查了一溜十三遭，最后排除嫌疑接受赔礼道歉。
一条条可疑的线索，从四面八方汇总到公安部门，经过甄别分析、查实，又一条条排除了。虽然“赵全一”还没有落网，但是却顺带破获了许多陈年旧案。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
案子还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侦查员们一个个忧心如焚！茫茫人海，犯罪分子到底在哪儿呢?
下面是参与侦破此案的当事人的回忆：
当时我正在国务院秘书厅任档案科科长。档案科是保存国务院机关来往文件最多的地方。4月2月上午，保卫科傅文海同志陪同公安部来人到档案科，向我介绍了案情，并出示了“赵全一”伪造总理批示的原信，请我辨认。我仔细地分析原件后提出了我的看法：
❶伪造总理批示的笔迹和总理经常在文件批示的字体明显不同。总理批示文件的签字比较随意，而伪造的签字笔迹相当规整而且生硬，是刻意模仿的(事后得知骗子练习总理签名是根据公安部礼堂悬挂的总理题词的笔迹)。
❷信件用纸是红格横排式，突出的特点是中缝有鱼尾纹。我认为中缝有鱼尾纹的公文纸解放初期曾在市场上大量出现，那时是直行红格，中缝有鱼尾纹。但1956年实行公文由直排改为横排以后。市场上就再没有发现这种中缝带鱼尾纹的纸张。中央国家机关所用的公文纸大都是自行印制的，种类繁多，形制各异。
我分析这种纸张可能是一些国家机关专门印制的公文纸。应该说我的这个判断对破获这个案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没有复印技术，我只让工作人员把纸的尺寸大小，横格行数、间距及鱼尾纹记录下来，表示尽全力查找这种纸的出处。
在公安部的来人走后，档案科全体同志动员起来翻阅档案查找，在浩如烟海的文伴中查找这样的公文纸绝非易事，直到下午仍毫无结果。我决定晚上全体同志加班，并由兄弟科室抽调人员支援，终于在夜晚由文书科白雅茹发现了一张相近的公文纸，原来是外贸部用的公文纸。
我立即决定全体同志突查外贸档案，结果“我查到了”、“我也找到了”、“这里也有一张”，声音此起彼伏，先后查到了十余张同样的公文纸，全是外贸部的，其大小、格式以及鱼尾纹和我们的记录纸张完全一致。这就证明骗子所用的纸张是外贸部印制的公文纸。我们当即向保卫科反映，不久公安部来人赶到，核实无误，并借用了相关的文件。这样查找“赵全一”的网一下从全国收缩到外贸部一角。
与此同时，技术部门通过对“赵全一”留下的罪证——伪造的总理批示、取款介绍信和20万现款的收款白条的鉴定确认：罪犯所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旧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用的15行横格纸，伪造的“总理办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蜡纸刻后沾红印油涂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上有涂改后写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信封上的“密”字与其他字迹不同，并写有“＃3146”字样。通过仪器检验，表明信封上的“总理办公室”字样下面也有涂改的痕迹，并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笔字迹。罪犯开具的空白收条上签的是“赵金一”，而非“赵全一”，估计罪犯可能习惯于写“金”字。罪犯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
根据这些情况，侦查人员经过多方面的追查，了解到犯罪分子开“收据”的用纸是从一种黑皮笔记本上扯下来的。这种本子，原由前门外恒昌文具厂印制，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经停止生产。经细致查对，犯罪分子用的信纸，市面上并没有出售过，而是机关内部自制的。
恰巧这时，有个女电车售票员来到外贸部反映：今天上午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可疑的人。这人年龄、相貌都同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征相似，而且情绪很不正常，坐在车上不敢看人，一直长吁短叹。这人下车后，她看着他走进了外贸部（朝阳群众就是厉害啊）。
外贸部的电话总机，突然忙碌起来，四面八方都在向这里要电话，而且一个比一个紧张。
破案线索由千条万条最后缩小到对外贸易部这一个点上了。一张为数不多的名单摆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讨论中，嫌疑对象由十个很快变作五个、四个、三个、两个，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名字——王倬zhuō。
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一开口就肯定无疑地把王倬和“赵全一”连在一起了。
“我怀疑他好几天了！”
“为什么呢？”专案人员问道。
“第❶条，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经查发现他和他母亲并没有去过该医院。
第❷条，前几天我和王倬争吵了一次。当时办公室里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大骗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并要拉我去找领导。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
第❸条，最近王倬经常不去食堂吃午饭。有一次他将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放在暖气片上烤。我问他你烤的是什么?王倬忽然一愣，脸都白了，半天才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考虑。他把烤的什么，误听为考虑什么了，精神十分紧张……”
王倬的另一位女同事，谈了另外一些情况。她说，在业务上，王倬是很熟练的。他的数学很好，脑子反应也快，搞统计数字，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但前几天，在填一张很简单的表格时，却忽然出错了。
当时，王倬把蘸水钢笔扔在桌上，用拳头猛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怎么搞的，这么个简单数字还写错了……该死，真是该死”
“什么数字啊?大惊小怪的?”
她来到王倬的办公桌前，侧身一看，原来是把千位数写成了万位数，便向王倬打趣地说：“我当是多大的出入呢?只不过是多画了一个‘0’……”
“多一个‘0’，千就变成了万，还算小事儿吗?”
“‘万’怕啥?你也不是没算过，1万、2万……10万、20万的……”
“怎么?你敢血口喷人!”
王倬瞪眼质问，女同事不知怎么回事，连忙解释说：“我没讲你什么呀?”
“什么没骗过10万、20万……这是谁说的?”
女同事哈哈大笑，知道他把“算”误听为“骗”了，便向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说你也不是没算过?”为使王倬听清楚，她把“算”字拉得很长。
“实在对不起，一到春天就上火，我耳朵有毛病了……”
很快王倬的笔迹被交给了技术鉴定科。不到两个小时就得出了鉴定结论：王倬的笔迹与诈骗人的笔迹完全相符。从笔迹特征看，文字书写都很熟练，结构、笔划搭配、运笔方向、连笔方法，甚至一些微小细节都与伪造信件上的笔迹相同。从语言特征上看，词汇丰富、文字简练、标点准确，日期书写位置相同，编号方法相同。
结论是：伪造信件上的笔迹与送来鉴定的样本系一人所为。
这时，为“赵全一”画像的几位同志也匆匆赶来，他们拿出几经修改的犯罪分子的模拟画像，平平展展铺在桌上，与王倬的照片一比较，简直像同一张底片洗出来似的。
在公安部的小会议室里，邢局长和金处长带着信纸和笔迹鉴定，向杨奇清等汇报了信纸查对经过和笔迹鉴定结论。几位副部长审阅了信纸和笔迹鉴定后，一致认定：诈骗20万元巨款的案犯就是这个人——王倬。
王倬，又名王连升，辽宁省辽阳县人。案发时住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据调查，王倬曾给他的哥儿们伪造过证明信，给这个哥儿们化名为“赵全一”。后来这个哥儿们跑北京来找他，他上派出所给这个哥儿们报了临时户口，使用的也是“赵全一”。
公安部门决定零点动手！零点整，侦查员们直奔王倬的家。一个侦查员跳进院子，打开门，其他侦查员鱼贯而入。一个侦查员用手指沾口水捅破窗户纸，把手伸进去拉开门插销。五个人悄悄进了外屋，又一起向里屋拥去。
被窝里的王倬被拖了出来，押上门外的警车。“搜！”
大家分头搜查起来，有人撬开小屋门上的锁，从里边搜出一堆碎布、绳子，还有被拆散的自行车。碎布拼起来，正是王倬作案时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车和绳子也是他作案时使用的。这时，装赃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来，只差赃款没下落。
天大亮了，侦查员们借来铁锨、镐头等工具，院子几乎都被挖到了，赃款依然没找到。
负责行动的刘汉臣处长仔细观察西屋南侧摞着的半人高的蜂窝煤。蜂窝煤最上一层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像很长时间没人动过。刘处长观察了一会儿，招呼一个组长：“叫你的人，小心地搬开蜂窝煤，不准破坏原貌。”
搬开最后一层蜂窝煤时，眼尖的侦查员发现蜂窝煤下有新鲜的黄土。挖了几铁锨，黄土下面露出了苫布，揭开苫布，里面包裹着一捆捆的人民币。
面对铁证，被押到预审处的王倬，很快就招认了全部犯罪过程。
知情人介绍说：
“被告的犯罪思想，从小父母就种下了，祸根就是‘有钱就有一切’的思想。他父说：‘倬者，大也。将来你是吃糠的小人物，还是吃肉的大人物，就看你的能耐了！’他母亲常对他说：‘宁养贼子，不养痴儿。’
王倬也常羡慕西方资本家生活：洋房、小汽车、小花园、地毯、洋家具、娶上三个姨太太等。这是犯罪的思想基础。
在审讯过程中，王倬交代了自己谋划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原来，早在1950年春节期间，他带孩子到公安部礼堂看杂技演出，见到墙上有周总理的题词和签字，当时他就找了张纸，用钢笔临摹了下来，回家之后，反复练习。也就是说，早在10年前，王倬就动了模仿周总理签字的歪心眼。
1959年3月，周总理亲自安排外贸计划，各省各部都无条件执行，这时他就想可以利用总理的名义牟利，因为总理什么都管。另外，在伪造公函、介绍信等行骗材料的时候，王倬也没少动心思，在公函中，他特意设计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这个由头，因为他觉得主席办公室的指示，一般人不会怀疑，更不会刨根问底，“9点钟开讲经会”，这是因为1959年，西藏叛乱平息，关于西藏的消息在1960年初，往往是各大报刊的头条，说是西藏举行活动，需要筹款，一般人也不会怀疑。“有中外记者拍纪录片”，这句话是王倬后来特意加上去的，为的是给后面的两个“批注”做铺垫.“要旧票、10元票”，因为10元票为当时市场上面额最大的钞票，都要10元的，容易拿。而且旧票不连号，花的时候不易被人察觉。“7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这个时间和地点也是他精心设计的，王倬特意选择星期五将近晚6点的时候前去送信，银行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因为着急下班放松警惕，办事草率。“7时务必送到”是与前面9点拍纪录片相照应，暗示今天钱务必送到。国家民委就在民族饭店后面，西藏工委的人来北京出差办事，一般都会住在民族饭店，把钱送到那里，顺理成章。另外，因为怕银行的人起疑，当晚6点30分左右，他特意在民族饭店给中国人民银行打了个催办电话。
王倬拿到钱后，到民族文化宫礼堂前取了自行车，分两次把两麻袋钱运回家中。王倬把两个麻袋烧了，把制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烧了，把绳子烧了，把大衣剪成一条一条烧了……
3月23日，王倬下班一进家门，母亲就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了，到处乱瞅。”王倬心里一惊：坏了，准是公安局扮的。
为了保险，王倬把钱藏到西小屋，还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屋里。思来想去，藏不住，还是烧吧，往炉子里烧。27日、28日，王倬连着两个晚上在院子里生煤球炉子烧票子。小煤球炉总共这么大，一晚上能烧多少张？连烧两天也就烧了两千来元。王倬说：“妈，白天我上班，您插起门来接着烧。”王倬的母亲叹了口气，接着烧。29日、30日，王倬看这么烧太慢，就在西小屋地上刨坑把钱埋了。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倬的母亲犯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对于犯有窝赃罪的王倬母亲，有人建议从严惩处，周总理表示：还是不要重判，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押押就算了。于是她在服刑三年后被提前释放，回了东北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