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人们在游山玩水的时候，可曾想过：能重情山水之间，其实也是一种小确幸？在古代，山林里面时常有啸聚山林的土匪强盗。比如明朝小说《拍案惊奇》里面，就有人带着小娘子在山林玩耍，结果小娘子被山贼抢去的故事发生。
其实山贼这个群体，其消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人民子弟兵经过多年的剿匪活动，才在50年代中期，基本上肃清了匪患现象，让土匪强盗这种存在了几千年的行当，成为了历史。
那么问题来了：在古代进京赶考的考生，身上都会携带一些钱财。但是，为什么几乎没听说这些考生被山贼抢劫的事件发生？
古代中国的政法体系虽然没有现代这么发达、明细，但是，客观上，土匪作乱也有性质上的差别。有的属于治安问题：比如土匪只是抢夺一些过路人的财富，甚至有白天为民、夜间做贼的兼职土匪。总之这类土匪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对于这类情况，地方官府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毕竟，这是旧社会无法化解的社会现象。
但是，如果土匪有了攻打州府的行为，或者有了某些不该有的想法：比如取代朝廷或者割据一方的想法，那就不是治安问题了，而是谋反。地方官府可以姑息治安问题，但是朝廷可不会姑息谋反者。
不过在历史上，很少听说土匪攻占州府的现象发生，往往农民起义军才考虑攻占州府，这期间的差别，除了属性不同以外，还有规模问题。
能攻占州府的农民军，往往要上万人马。也只有这样多的人数，才可以和朝廷的官兵分庭抗礼。而拥有数万人马的农民军队伍，管理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农民军和土匪武装的差距，在管理上就存在巨大分野：农民军往往吸纳一些管理人才，来解决队伍管理、权力分配甚至吐故纳新方面的内容。而土匪武装在管理上跟不上，因此，即便是民国，一支较大的悍匪队伍，往往充其量也就几百人而已。有的小规模土匪，甚至一共几十人甚至十几人。比如《水浒传》里面的王庆，是依靠兼并别的土匪起家的。而被他兼并的土匪，其实只有几百人，但即便这样，也被视为一方悍匪。从土匪和强盗的规模来看，只要朝廷出兵讨伐，不出半个回合，土匪们肯定团灭。
土匪们打劫农夫甲或者乡民乙，即便是有人报官给当地官府，当地官府也会将其视为治安问题。但如果进京的考生被土匪给杀了，那性质可就不是治安问题了，而是公然向朝廷挑衅、向朝廷宣战。
因为根据古代规矩，能进京赶考的不是秀才，而是举人。只有举人才有权进京进行进士考试。举人的身份，其实就已经不同于寻常百姓了：比如《孔乙己》里面，孔乙己去丁举人家里盗窃，结果被打断腿。古代有穷秀才的说法，但却没有穷举人的说法。因为举人往往被称为老爷，是可以享受朝廷福利待遇的群体。甚至举人可以替补官员。
对朝廷来说，如果举人的性命不能得到保全，说明朝廷的威望受到动摇。因此举人被拦路杀死，等同打朝廷的脸。土匪们单就这一点来说，就未必愿意承担被朝廷讨伐的风险。
并且，即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土匪，对于抢夺举人这项工作，也未必会产生兴趣。
虽然举人都有一定的财富作为支撑。但是，举人内部也存在贫富分化。富有家庭出身的举人，往往会带着一群随从甚至保镖一起上路。如前文所言，古代土匪山贼的规模主体上并不大，因此，有时候，富二代出身的举人，其随从规模可能比土匪的规模还多，土匪去打劫这种规模的举人，还真难说谁能占优势——闹不好，富家公子一时兴起，还能吩咐随从把这群土匪给剿了。
再说穷举人。穷举人往往是穷二代出身。虽然靠着举人的身份有了点家业，但穷人出身的人，做事总是小气为主。因此，这部分穷举人即便是上路，身上带的钱财也必然很少很少。土匪打劫这类穷举人，能获得的财富，不过是几本破书、几件行李和一些干粮。只怕铜板都没几个。为了几枚铜钱，引来朝廷大规模讨伐，土匪便是不怕朝廷，也断乎不会为了这点利益而惹那么麻烦。除非土匪和穷举人有世仇，这个另当别论。
在古代西方，神职人员是受到尊重的。比如欧洲的神父、西亚的阿訇，都受到当地民众的尊重。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抢夺他们等于对抗上天，会给自己乃至儿孙带来一系列的恶报。在过去的西藏，土匪未必敢去抢夺喇嘛，毕竟土匪不怕喇嘛本人，还得惧怕佛爷震怒。
古代中国人虽然普遍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是却对读书人较为尊重。因为读书人是传播圣贤教导的，而对圣贤不敬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而土匪山贼，选择从事这个行业，大多因为家境困难，读不起书，但是却对读书人有羡慕心理，羡慕之余还存在着崇敬之心。因此，在这个文化氛围之下，土匪山贼遇到读书人往往也会采取放行的态度。
此外，古代绿林也有自身的江湖规矩。比如古代小偷就有规矩：孕妇的钱和看病的钱，是不能偷的，否则必然遭到报应——或者身后受苦，或者灾祸殃及子孙后代。小偷虽然靠偷为生，但未必希望自己的儿孙也代代做贼——毕竟，所有人都想做个体面人，都不想背着恶名。
古代强盗土匪也有类似这样的规矩：比如土匪抢劫就规定，不得抢劫医生和教书先生，因为前者救人后者传播知识，读书人和寡妇等群体，也不得抢夺，因为前者受到圣贤教化，后者则值得同情。
